【析】 1931年10月出版的《现代》一卷六期上刊登了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此后他又写了《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在上述文章中，他借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为由，提出文学应超政治和超阶级做“第三种人”的主张。对苏汶的谬论，鲁迅予以驳斥道：“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①即使如他所说：他们只是做一个“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但鲁迅认为也要作具体分析，“因为不问那个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②。如果说鲁迅在理论上已驳倒了苏汶，那么此文便以叶紫的创作实践作为对苏汶进行批驳的论据了。

叶紫的《丰收》共收6个短篇，对其内容，鲁迅没有一一复述，他特别予以提出的《电网外》也只是从它的客观效果上说明它的价值： “当 《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鲁迅之所以给《电网外》极高的评价，与这篇小说的内容分不开的。主人公王伯伯是一个忠厚朴实的老农民，当红军日益逼近自己的家乡时，驻守在本地的反动军队极度恐慌。为阻止红军的到来，他们架设了电网。由于他留恋自己的几间房子，不肯随儿子投奔红军，结果房子被烧，媳妇和孙子被杀。王伯伯觉悟了，他跳下准备用来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了，放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去了”。其余5篇虽故事各异，但就题材说，“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然而都发生于现实生活中，都足以说明当今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围绕这部小说，鲁迅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回答了 “第三种人” 的责难。

一、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是一种客现的存在，而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因阶级压迫而造成的惨状远胜过幻想世界中的“阴阳界”。“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丰收》 中所反映出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就是最好的证明。与之相反，“第三种人”妄图在自己作品中回避这残酷的现实，妄图粉饰太平，既是自欺，又是欺人，鲁迅责问苏汶道：“‘再亮些’?不要骗人罢!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二.文学源于生活。因此作品的价值取向的第一要义便是文学的真实性。所以他特别推崇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和高尔基的创作：“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比之于这两位大作家来，叶紫的《丰收》更充满着血肉，它直接取材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在家乡的见闻。熟知叶紫身世的人都知道，当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掀起高潮时，其父亲、叔叔、姐姐都是农会积极分子。“四·一二”政变后，他们都惨遭杀害。由于上述经历，鲁迅才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他的血和泪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批判和控诉的态度。要这样的人“为艺术而艺术”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三.文学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反映和审美表现，而文学批评则是用其理论对这个反映和表现进行裁判或经验总结。由于它们的密切联系与合作才创造出文学辉煌的历史，没有文学创作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学批评，但文学批评却可以通过它的“发现”帮助文学创作有一个更新的起点。由于在阶级社会里，创作和批评都脱离不了阶级利益，因而批评家都各有自己的尺度。苏汶攻击左翼批评家是希腊神话中的“普洛克鲁思德斯之床”，人被捉住之后，“给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它截短。左翼批评就是这样的床”。就文学批评的阶级性而言，苏汶的话是说对了，但鲁迅反过来问苏汶，难道反动当局不也是这样吗。他讥讽道：“现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国民党中央已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也就是这样的一张床，它是不是专为“第三种人”设计的呢?“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式”，“天下真会有这等事”。鲁迅说了句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