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本文可与鲁迅《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联系起来赏析。

1924年冬，北洋军阀不仅利用文化界的走狗，破坏和压迫新文化运动，而且变本加厉地对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采取侮辱、恫吓，以至暗杀等卑劣手段，实行残酷的迫害。11月13日晨有人自称“杨树达”闯入鲁迅住宅，致使鲁迅误解他为装疯讹诈，因而当夜即写了《记“杨树达” 君的袭来》一文，后发表在11月24日《语丝》 周刊第二期上。

但不久，鲁迅遇到了几位学生，又接到了一封信和他的学生李遇安写的《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知道了那天闯入自己住宅的“杨树达”君，原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杨鄂生，而杨当时不但生病，且正是精神病发作期。鲁迅深感自己太易于猜疑，也太容易激动了，因此特地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一文，坦率承认把他误解为装疯讹诈的错误，并致函孙伏园，建议把自己这篇《辩正》文章和李遇安的文章在《语丝》 上公开发表，以正视听。

本文第一部分，扼要记叙作者接待了几位学生，了解到那天来访的那个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十三日正是发病的一天，此后就 “加重” 起来了。自己 “相信”这是“真实”情形。因为自己对神经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这里，作者用了不少形容词、副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写出了他所了解的“实情”，并坦率承认当时确是 “看错” 了的，应当给予辩正。

文章接着联系到11月24日已经发表的那篇文章的后半篇，当时认为“杨树达”君袭来是装疯讹诈的看法，是“神经过敏”的，是错误的。因此“应该注销”。不过，前一部分“那记事”部分还可以保留，因为可以看出人与人互相猜疑的真面目，这能反映旧社会某种人际关系的实情。

作者最后又深深回想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误解的原由，是由于对杨君的印象感到 “不舒服”、“恶心”，所以作如此观。现在知道他是真的患病，又感到他年纪轻轻，患了这种病，对人对己都不利，还可能会影响一辈子，所以觉得“这牺牲实在太大”了，又感到还不如是假装的好。但这毕竟是事实，因此真诚地“希望他从速回复健康”。这既反映了作者对黑暗势力嫉恶如仇，誓不两立的硬骨头精神，又体现了对青年的关怀爱护，对患病学生的深切同情和良好的祝愿。鲁迅的这种精神是一贯的，也是十分感人的。

文章第二部分是给孙伏园的一封信。孙伏园是《语丝》编辑，鲁迅的那篇《袭来》即是一周前在该刊上发表的。现在为了纠正视听，他要求再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辨正》一文。这反映了鲁迅对人对文对刊物极端负责的精神。

这一封信还真诚写到自己读了学生写的文章，知道杨患病确是事实后的真实感受。“使我看了很觉得惨然，自己感到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并用一句反问句决定要采取措施，赶紧消除对他的“误解”。鲁迅还仔细设想了发表的期数、增刊及价格情况，并表示“其责任即由我负担”。鲁迅当时是教育部佥事，又兼几所大学的讲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却能深刻解剖，坦率承认自己感情上的缺陷，对一位患病学生如此真诚对待，作文、写信，乃至公开给予辩正，消除人们对他的误解，这进一步体现了他那种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到底的精神。

这封信的最后一句，“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一句，虽系比喻，却力重千钧，可以单独成段，乃至当作座右铭来看。鲁迅说： “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又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这篇文章，正是他严格尊重事实，勇于解剖自己精神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