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两大古文明国的艺术家握手了，因为可图两国的文明的沟通。沟通是也许要沟通的，可惜“诗哲”又到意大利去了。

“文士”和老名士战斗，因为……，——我不知道要怎样。但先前只许“之乎者也”的名公捧角，现在却也准ABCD的“文士”入场了。这时戏子便化为艺术家，对他们点点头。

新的批评家要站出来么?您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但总须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那么，您的少说话就是高深，您的少作文就是名贵，永远不会失败了。

新的创作家要站出来么? 您最好是在发表过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了，就去辩护。而且这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爱人呀!”这三个字就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呢?正不必再有第四字，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

【析】 1925年上半年，正是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年代，劳苦大众面对“城头变幻大王旗”想做奴隶而不可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正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思想文化界，同样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现象，令人感叹。鲁迅这篇《杂语》所反映的几件事，就是一例。

全文第一部分共三节，用整齐的句式，比较三件可笑的事： 第一件是“神”、“魔”战斗，实际上影射当时南方与北方各派系的军阀混战，目的不是为了争夺幸福的“天国”，而是为了获得“地狱的统治权”，即称霸称王。因此，“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不管谁上台，中国社会仍是地狱般地黑暗。

第二件，是泰戈尔访华和梅兰芳握手，这本应该会有利于印中两国文明的沟通。不过，沟通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泰戈尔匆匆离华以后急急忙忙又到意大利去了，因此，“沟通”的目的其实并没有真正达到。第三件事，是“文士”和老名士的斗争，虽然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暂时静止了，但作者用了删节号和破折号，含蓄暗示以后会怎样，他也不知道。不过，以前只许满口“之乎者也” 的老名士来捧场，现在却也准许满嘴“ABCD”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来写文章吹捧了。此外，一向被卑称为 “戏子”的演员也化成了 “艺术家”，也和“文士”及老名士点头言欢了。情况的变化真令人难以捉摸。

上述三件事，“神”、“魔”战斗也好，“艺术家”与“诗哲”握手也好，“戏子”化为 “艺术家”也好，“艺术家”跟“文士”和“老名士”点头也好，牵扯涉及的人事虽然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人耍弄各种手段，互相争斗、互相勾结又互相利用，沆瀣一气，甚至结成暂时的同盟，最终达到钓誉沽名，扩大影响的目的。但中国像黑暗的地狱这点却始终没有变。

文章的第二部分共两段，同样用比较整齐的句式，以“反写法”谈在那个时代怎样去做“新的批评家”和“新的创作家”。文章以揶揄的笔调说，当 “新的批评家”，就得“最好少说话，少作文，不得已时，也要做得短”。原因是处在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哄哄的时代，是不可能写出恰当、公允的批评文章来的。例如前一部分所写的三件事，你能说些什么呢?照理说，作为批评家应当多说话、多作文，必要时还应写长文来阐述。但现在却只能如此。当然，批评家总也须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文章用讽刺的口吻说，还应“弄几个人交口说您是批评家”，即设法自我吹嘘、自我标榜，这样，即使少说少写，也会被评成“名贵”之作。当 “新的创作家”情况也类同，除了少说少写写短些以外，最好发表一篇作品之后，另造一个名字 “写点文章去恭维”，倘有人攻击时，则去辩护。尤其是名字“要造得艳丽一些，使人们容易疑心是女性”，获得同情。“倘若真能有这样的一个，就更佳;倘若这一个又是爱人，就更更佳”。从“佳”到 “更佳”，直到 “更更佳”，形容词步步升级，反衬出这样做的可笑的程度，令人喷饭。末了，又虚拟了所谓“新的创作家”的“新作”中的句子： “爱人呀!” 而且说这三个字 “多么旖旎而饶于诗趣”，且夸张地说： “正不必再有第四字”，并说，只有这样才可望得到“奋斗的成功”。不言而喻，这里所采取的完全是“反写法”。其实，无人帮忙，另造一个名字为自己作品吹嘘，就已不佳; 造个艳丽些的女性名字，为自己辩护，手段更不佳;至于由爱人来作，就更是黔驴技穷之举，是最最不佳的了。从创作来说，写“爱人呀”之类的陈词滥调，有什么旖旎和诗趣可言呢?如果以为这是成功之作，最后必然会以失败告终。作者在这两节中，采取从荒谬的做法自然引申，使读者得出可笑的结论，从而达到否定其谬说的目的，真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令人拍案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