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称《中岳嵩高灵庙碑》,也称《寇君碑》。立于北魏太安二年(456),与《大代华岳庙碑》文字内容大同小异。此碑宋以来诸家仅存其目而没有录存其文,无撰、书者姓名。清孙星衍《寰宇访碑录》谓寇谦之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寇谦之书,但都没有说明言所从来。此碑立时寇谦之已卒,谓其撰、书,恐失之武断。但一般公认两碑为同一书家所书。
        此碑为正书。碑阳23行,行50字字; 今中段驳落,几及全碑之半,仅存580余字;碑阴七列,各列行数、大小不等。碑额有穿,尚存汉碑遗制;篆书,阳文四行,为汉篆笔意,题“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八字。碑今在河南登封嵩高山中岳庙内。此碑在北朝众多的碑刻中可谓丰碑巨制,其艺术价值也堪称上乘,可惜文字残泐严重。校对、欣赏、临摹可同时参考《大代华岳庙碑》。
        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其他生命象现一样,成熟之极,即衰竭之始。汉代隶书经历了百花齐放的兴盛期后,至汉末三国时期,清新、醇厚的芳香已不可再得,隶书日趋规整,日趋程式化,因而也日益丧失其生命力; 而另一种新体正书正在旧的肌体上滋生、成长,至南北朝达到了生命力最为旺盛的蜕变期。书坛上诸家并出,百姿纷呈,具有各自强烈的个性,又汇合成共同的雄强质朴、刚健清新的时代精神,整个书坛充满了天真烂漫、生气勃勃的气息。

        《嵩高灵庙碑》距《大代华岳庙碑》之立,相隔17年,所以尽管内容略同,书体相近,但艺术上显得更为纯熟、精美;不独是南北朝众多碑版书法作品中的突出精品,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堪称秀出一枝的奇葩,占有重要的地位,为近代书家所推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列碑阳书法为高品上,碑阴书法为神品,称其如“浑金璞玉”,又“如入收藏家,举目尽奇古之器”,甚至是“正书之极则”。
        《灵庙碑》以隶法作楷,所以新理异态,纷呈笔端。我们看惯了四平八稳、生气索然的楷书后欣赏此碑,就大有如行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之感。艺术求新、求异不是最难,贵在奇而不怪,新而能雅。这主要是取决于作者的才情与学养,同时也必然要凭借时代精神的助力。其时正书还没有后来唐代那样法度森严,自然生气逸出。
        全碑结体用笔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大多使用蕴含圆意的方笔,径以直画结字。如“五”、“灵”、“豊”、“斯”、“谓”、“虚”、“也”、“杂”、“错”、“理”等字,几乎纯以垂直与水平的直线组合而成,折角也几乎成直角,仅以长短、肥瘦、疏密的微妙变化破其单调调、板实,如昆刀切玉,斩钉截铁,气度不凡。有时又以含方意的圆弧形笔画作撇捺,系从隶书中脱化出来,因为往往作为字的主笔,所以很引人注目,显得十分优雅。如: “之”、“以”、“处”、“机”、“民”、“美”、“炭”、“授”、“人”、“配”等字。这些圆弧形的撇捺不仅使全字、也使通篇摇曳生姿,洒脱灵动起来。
        许多字结聚偏上,形成上密下疏、上敛下张的体势,从而形成不同于它碑的特征。如: “母”、“夏”“集”、“秦”、“奉”、“汉”、“尽”、“荒”、“殷”等字。即使下部笔画少的字也是这样。如:“天”、“不”、“及”、“其”、“真”、“兴”、“莫”、“美”、“宗”、“乃”等字,下部笔画仅两三笔,却几乎占全字之半,点夸张成捺,在优美的风姿外又平添一种放纵开张的气势。这种密中有疏、敛张相得的结体是矛盾的统一,令人玩味不尽。
        这一特色也表现在左右结构的字上,如“错”、“纷”、“谦”、“治”、“隆”、“祠”、“修”、“祈”、“福”等字,笔画少的左边部首也占了全字之半。造险破险,不稳而稳,左顾右盼,富有一种奇特的美。
        另外,字重复而势变化,如:“之”、“而”、“不”、“昂”、“师”、“治”、“也”、“生”、“其”等重出的字,势皆求变。作为人的精神产物的艺术,重复意味着死亡,即使是正书亦如此。重复雷同是印模,因势生变才见艺术功力。
        其他结体时大时小、时长时扁、时正时欹,不落蹊径的字甚多,往往出奇制胜,不可方物,极奇变之妙趣,有着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和强烈的形式美感。
        线条是书法的基本因素,更是书法的生命线。《灵庙碑》用笔质直,笔画中段也极丰厚,不象唐楷笔画中段因提锋而较为薄弱。用方笔而不露圭角,起迄转折都有圆意。线条外方内圆,亦方亦圆;外刚内柔,刚柔相济。虽为方笔而以中锋运之,如锥画沙,蓄力极强,内涵极富,灵动之气盘桓其间,所以方直却不板滞。
        艺术是时代精神的外化,是作者气质、个性的外化。《灵庙碑》笔力雄肆遒劲而凝重沉静,意态雄强茂密而萧散闲雅。我们透过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线条及其组合,似乎能看到作者博带宽袖,风姿绰约,道术精湛而深厚,性格雄放而沉静的形象,那么遥远,又那么生动,使我们深深沉浸在美的境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