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用“威德”巩固自已的统治,曾五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所到之处,先后七次刻石,以颂“秦德”,《琅玡台刻石》便是其中的一块。
        琅玡台位于山东诸城东南百六十里,相传该刻石至明代时,石中偏西开始出现裂痕,至清乾隆时由泰州宫懋让知事用熔铁将石固束起来。流传至今的传世拓本,都是铁束以后的本子。道光间铁束散,石碎,后知县毛澂筑亭护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遭雷击毁失,直至1921年才有人从棘丛中找出几块断石,並将其粘合。原石建国后藏山东博物馆,1959年移置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现存《琅玡台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刻石原有文字576个,其中有秦二世时补刻的诏书287字。今天流传下来只存诏书文字13行,每行8字,共计85字,並损泐严重。据传,秦始皇时所刻文字于北宋时已泯灭不存了。
        这块刻石与《泰山刻石》同是典型的小篆。结构由金文、大篆的繁杂错落变为整齐划一,形体修长,平衡对称,展现了严肃、齐整、统一的风格,很富理性的时代精神。这种形式正是适应了秦代统一天下以后政治上的需要。如笔画平正,字形长方,给人稳定之感; 纵向取势,结构重心提高,示人以崇高之态;还有严格匀圆的线条和精确的中轴对称,以追求华美的姿致,也是与刻石颂德、美化当时统治的目的相一致的。
        经过规范整饬、笔画省减的小篆,从书法美学上来看,是将大小参差、繁复重叠、自然活泼、带有朴素原始美的大篆,变成整齐华美,类似图案的装饰文字,使大篆原来所具有的图画性趋于消失,而由小篆抽象的图案性替代,这反映了对文字形式美追求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也使文字造型美在书法中更具有明显独立的意义。
        《琅玡台刻石》相传为秦丞相李斯所书,从文字结构与书写风格来看,与商周铜器铭文是一脉相承的。如“大夫”写成合文,这是袭用甲骨、金文中的书写习尚,形体上也与《秦公钟》和《秦公簋》十分接近,线条柔曲,有古厚之气。如果与《泰山刻石》的风格作一比较,《泰山刻石》的线条平直严谨偏于静,而《琅玡台刻石》的线条则婉曲流丽偏于动。两者的风格迥异,很可能不是同出李斯手笔,这在结构上的差异可以看得更明显。《泰山刻石》接近正方,显得宽博典雅,端庄宏伟; 而《琅玡台刻石》则趋于狭长,纵势明显,上密下疏,加上曲笔舒放,显得刚柔相合,端姿旁逸,形成了不同的形态结构。
        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对李斯的小篆有“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长风万里、鸾凤于飞”等评语。“画如铁石”是讲线条劲健的骨力: “字若飞动”、“鸾凤于飞”是说线条的柔曲飞动; “长风万里”比喻线条的舒放,这些特点《琅玡台刻石》可谓兼而有之。因此,《琅玡台刻石》的书法风格比较接近传统对李斯书法的评述,可以说是李斯比较可靠的代表作。《琅玡台刻石》灵动的用笔和流美的线条,对汉篆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对以后各种书体的用笔开启了新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