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诗派。田园诗作为一个诗派，在传统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土壤，这就是“隐逸”之风。隐逸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从官场中告退，归隐林泉，与自然为伴，以诗酒自娱。显然，这是道家所主张的“出世”态度，但也与儒家的生活理想有关。传统儒家并非一味主张“入世”，也有“穷则独善其身”的退路，这就是“耕读”。“耕读”是田家生活与文人生涯的结合，是古人津津乐道的一种人生境界。这种隐退的方式不是离群索居，不是“避世”，而只是与官场保持一定距离。田园诗就是历代“出世”而不“避世”、以文人身份过着田家生活的诗人所形成的一个不自觉的流派。田园诗的开创者是东晋诗人陶渊明。陶渊明具有贵族血统，其曾祖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渊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然也受到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的熏染。可以想象，这样一位贵族公子怎能容忍“俗吏”的折腾?他辞官归隐时写的《归去来兮辞》就是田园诗的“宣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其后，他的一系列诗作，如《归园田居》、《怀古田舍》、《西田获早稻》、《桃花源诗》等，都以自然质朴的语言，描述着田园生活的乐趣和诗人自由的心境，如《归田园居》之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读山海经》之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种自然和谐的风格与安宁恬淡的心境，就构成了田园诗的一种特色，后来在唐代便形成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如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又如王维《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但孟浩然、王维及以后的田园诗人多是旁观者，不是陶渊明那样的“田园中人”，故缺少陶诗中的亲切感。但这些田园诗表现的都是文人自家的生活情趣或其眼中的田园风光。中唐之后，一些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以儒家入世的精神来描写田家生活，如聂夷中的《咏田家》：“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这给传统的田园诗带来了不谐合音。从此，田园诗就有了两种风格，一种表现的是道家、佛家出世的情怀，一种表现的是儒家入世的精神。尽管后一种风格有时能产生“轰动效应”，而且得到历代正统诗人的提倡，但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说，前一种风格却拥有广大的读者。客观而论，两种风格各有千秋，有的诗人便要将两者调和起来，南宋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是最成功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