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选集。因其主编萧统(501-531)死后被谥为昭明太子，故又称《昭明文选》。《文选》所录，上至先秦(托名为子夏的《毛诗序》)，下迄当代(南朝梁)，唯不录生人，是当时最完备的诗文总集。古代一些作品得以流传下来，就是借了《文选》的光。萧统生活的时代，是传统文学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人们更加注意“文章”的艺术性，讲究情思和文采，即将文学视为语言的艺术。《文选》所谓“文”，就是指语言的艺术，用萧统在《文选序》中的话说，就是“综辑辞采”与“错比文华”，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根据这一标准，《文选》所录为诗、赋以及富有文采而又独立成篇的文章(包括史书中有相对独立性的“论赞”)，而将经、史、子排除在外，其理由是：六经既经孔子删定，后人岂可再加“芟夷剪截”;诸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史书“繁博”，而且旨在“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与所谓“篇章”有别。这种区分，似乎令人莫名其妙，如《庄子》历来以想象丰富(沉思)、词采瑰丽(翰藻)著称，即使按照萧统的标准，也应该属于典型的“文”。如果说《庄子》是“以立意为宗”，不是纯文学，那么《文选》中所选录的诏、册、令、檄、表、诔、碑文、行状等应用文，就更不是纯文学了。其实，《文选》所录之“文”，不但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而且要能独立成篇，这就是《文选》不收录经、史、子之文的根本原因。后代有些学者认为萧统是将经史子排除在“文”之外，这纯属误解。《文选》是分类编排的，大类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三十七种文体，赋、诗下又根据内容分为若干门，如赋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门，诗下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二十三门。这种分门别类今天看来也许非常繁琐，毫无必要，但在当时，却非常有用，因为《文选》的目的，就是为读者提供作文的范本，这样细致的分类编排，无疑给读者提供了方便。因此，它一问世，便风行开来。唐宋时代，以诗赋取士，《文选》成为士子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至隋，出现过二百四十九种类似的选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刘义庆的《集林》等，但只有《文选》流传至今。有趣的是，研究注释《文选》也成为专门之学，名曰“选学”，这在古代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其中最著名的“选学”专家是唐高宗时代的李善，这位号称“书簏”的博学之士，引用了近一千七百部古书，来注释《文选》的语源和典故。这是后代选学家津津乐道的权威注释。如果说《文选》曾经对传统文学发生过深远影响，那么李善的《文选注》对传统学术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