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在民间文艺中不断吸收新鲜的体裁和题材，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文学体制不断增多。比如诗，就有四言、五言、七言、词、曲，随时间兴起发展，最初从民歌中来，文人加工成为新体制。这些变化发展仅是现象，还需要从本质上看问题。

文学的发展有它的外部原因。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指出，文学的内容、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社会在变动，新的阶级起来代替旧的阶级，语言也在不断发展，不同地域的方言在不断吸收到文学创作中来，国内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乃至国外民族的文学艺术也能在相互交流中影响文学的变化发展，比如诗歌，与音乐结合时还受到外族音乐的影响。由于新的语言的吸收以及配合新的音乐的需要，便产生了新体制。这种种方面，可以说是促进文学推陈出新的外部因素。

文学的发展，还有与社会发展没有关系的因素，那就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与特点，情形也很复杂。文体是在分化、解放、融合中发展的。分化的现象，是原本只有一种体制，发展以后便分化。

五七言诗原本同时在民歌中存在，经过文人加以发展。五言诗与七言诗在诗坛兴起，先是五言盛，后是七言盛，后来两者同时发展，多了一种新体，多了一些变化。诗、词、曲的名称，是过去的，我们现在总称可以叫做诗歌。诗、词、曲都是韵文，也都是诗，结合音乐，便是歌曲。它们自然生长，不过新体兴了，旧体还存在着，只是内容有改变。宋代结合音乐的是长短句的词，此后又有曲，词和曲通用，时代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从诗到词的发

展变化，先是加进，后来分化。例如七言诗也有夹杂着长短句的，后来索性作为词这种新体制独立出来。词曲不过是时代不同，硬为区别的，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不同。文人的词是解放的诗，内容思想和民间的词曲不同了。柳永的词，还是俗曲的思想感情。苏轼的便不同，成为解放体的诗。苏轼以散文的办法来作诗，别成一格，以求与唐人不同；再用唐人做诗的意境来写词，求其古雅，那是自然的。因为唐诗能结合音乐，宋词也能结合音乐。苏轼的做法，就是变，也是解放。所以他实在是文学的巨匠，他的词也是正宗。

七言也还结合音乐，例如弹词及后来的地方戏剧。在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所用南北曲中，都能看出这个特点。

最早散文是总合的，有叙事的，也有论辩的。后来，史传发展了，专属史学，非文学领域，哲学(理学、佛学)、政论、史论，也不属于文学领域，纯文学的散文便只有游记，杂记、笔札、小品文、书信之类的东西，还属于文学的范围。

叙事诗，先有散文夹杂着，比如变文和弹词，后来索性变成纯散文的小说。

词曲联章叙事，夹着说白，加上搬演，融合的结果，产生了戏曲。

所以，小说和戏曲，来源都是诗。纯文艺是艺术形象的创造，都从诗出来的。

有了词曲以后，诗反而往艰深、用典方面发展，变得古雅化，议论散文化，僵化。

有了小说、戏曲之后，叙事诗的时代过去了，小说和戏曲从叙事诗出来。

文体发展的轨迹使我们看到文学史上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如果不是产生在汉代，而是在元明清时代，便会成为戏曲和小说表现的题材。赤壁之战是三国时期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历来成为文人关注的题材。杜牧有怀古咏史的诗《赤壁》，苏轼不仅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作，还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词与文赋各有千秋。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以人民大众更能接受的小说形式，生动地描写了各色人物在赤壁之战中的表现。这是同一题材用不同文体表现的成功范例。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作为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历久不衰。白居易有长诗《长恨歌》、陈鸿有传奇小说《长恨歌传》。借助前人作品中的诗句，生发开去，元代的白朴写出了杂剧《梧桐雨》，清代剧作家洪升更创作了《长生殿》传奇。从《长恨歌》到《长生殿》，虽也是不同文体表现同一题材的范例，但它显示了文学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脉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