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文学

2019-05-14 可可诗词网-文学词典 https://www.kekeshici.com

“学衡”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时期,在南方涌现出来的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学流派和社团。一九二二年一月,该派因为在上海创办《学衡》月刊而得名(共出了79期,1933年停刊。)该派和北京的甲寅派(《甲寅》周刊)一样,以“精通西学”的名义,为旧势力呼号。它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不断向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反扑。“学衡”派的主要人物有胡先驌、梅光迪和吴宓等。他们当时都是东南大学的教授,都是与胡适同时期的外国留学生,和“桐城派”林纾等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是一批穿“西装”的封建绅士、半欧化的守旧复古派。

在“学衡”派的三个代表人物中,胡先驌反对文学革命最起劲,他是在集中全力攻击白话文学,而梅光迪、吴宓二人则主要着眼于反对新文化运动。从一九一九年起,胡先驌发表了《中国文学改良论(上)》、《评尝试集》、《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后又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文学之标准》。由于胡先驌也主张改良文学,对古文和白话文学并加抨击,所以他的文章特别引人注目。此外,梅光迪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吴宓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我之人生观》。他们在上述文章中,摆出一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架子,打着“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拾取一些西洋古典,竭力为“国粹”和文言文擦胭抹粉,反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

“学衡”派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诬蔑新文学运动使中国文学“雷同因袭,千篇一律”,并把造成这种所谓“恶果”的原因归结为新文学提倡者把“久已为经济学家所批驳”的“马克斯(思)之社会主义”,“尊若圣经”(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诬蔑马克思主义是陈旧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无的放矢”、“全失其义”(肖纯锦:《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

“学衡”派的主要论点如下:

一、反对文学的进化和革命。

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中说过:“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多斥文学进化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騃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

二、鼓吹文言胜于白话,认为白话不宜作诗,反对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说,文言“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纤悉必达”,而“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又说:“诗家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他认为白话诗“仅为白话而非诗”;还认为,文学的演变,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已够“简明显豁”,“中学学生能读能作”,实在不需要另造白话文学了。

三、说什么言与文不应合一,单纯的白话不能成文章。

胡先骕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还说:“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

四、认为文学只能因袭模仿前人,不能创新和革命。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中说过:“文学成于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他们还诬蔑新文学运动是“模仿西人,仅得糟粕。”

五、攻击新文学提倡现实主义是与黑幕小说同流。

此外,“学衡”派还竭力地为封建军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辩护。他们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为政客所利用,“启无故之衅”,极力引诱青年“静室讲习,埋首故纸”,妄图把广大青年引入歧途。

“学衡”派的主要特征是“中西合璧”,爱用西洋“典故”以证明它们的复古理论的正确。说什么“凡夙昔尊崇孔孟之道者,必肆力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理”,“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等等。

“学衡”派的谬论刚一出笼,就遭到新文学运动拥护者的反击。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号召社会化的文学家联合起来,向梅光迪之流“一致进攻”。他指出,“学衡”派与研究系、政学系、联省自治派和无政府党等各种反动势力是一丘之貉。鲁迅、沈雁冰(当时化名为玄珠)、沈泽民、郑振铎、罗家伦等人也纷纷写文章加以批驳。例如,当梅光迪说什么“英国文学评论大家韩立士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仍迷信之”时,沈雁冰就撰文《评梅光迪之所评》,着重驳斥其“立论的外国根据”,指出韩立士死后,西欧文学评论界早已否定了他的观点,而西欧文学进化观点的兴趣还在韩立士死了之后,所以梅光迪完全是在“颠倒系统”;而胡先骕认为,中外“诗家必不尽用白话”、“欧西文言,何尝合一”,还以希腊古文学的重大价值来攻击提倡白话文的人。沈雁冰的文章指出:“英美文学家原来都是用白话文做文章的”;还说,希腊也曾有过“文白之争”,而古希腊的“文言”最后“也只好让给白话了”,以此证明“现代人作文以现代语”是“举世所趋”。给“学衡”派以致命打击的还有鲁迅先生,他在《估“学衡”》这篇文章里,根据“学衡”派“虽然张皇国学,笔下却未免欠亨,不能自了”的众多事例,指出他们“文且未亨,理将安抚”,“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他们“‘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他们“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们放的假毫光。”有力地揭穿了这帮封建余孽“昌明国粹”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经过鲁迅和沈雁冰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的反击,“学衡”派便声名狼藉、丑态毕露、溃不成阵了。他们这伙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我国文化领域的代言人,只好偃旗息鼓、销声匿迹,终于被文学革命的浪潮所卷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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