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是人们对词的认识和评价。中国的诗论发展到唐宋，已经具有完备的体系。词论开始时作为诗论的一个旁支，它的起步与诗论接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与诗论一脉相承。然而词论以界定诗词之别与阐扬词的特性为自己的立论基石，它就必然形成有别于诗论而体现词体自身规律的鲜明特色。唐宋以来，词论与词的创作相辅而行，内容不断得到开拓更新，建树甚多，至今犹方兴未艾。词论之作主要是：一、专论。如苏轼论词书简，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李清照《词论》，清人论词绝句等等，形式不一，都特为论词而发。它们散见于各家文集与有关笔记，需要爬梳理董，加以汇编，洋洋可观。其中多数为词人论词，深中肯綮，尤值得重视。二、各类词籍序跋。如黄庭坚《晏幾道小山词序》，张耒《贺铸东山词序》，陆游《跋花间集》，张炎《词源序》，张綖《诗馀图谱凡例》等。施蛰存编有《历代词籍序跋集》，较金启华所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网罗更广，两书先后问世，然都需要为之续编。三、词话。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自宋迄今，各家撰述的词话约有一百馀种。唐圭璋《词话丛编》(修订本)已收八十五种，另有数十种正待补编。此外，诗话、曲话和有关笔记中类似词话的评论资料，亦为数可观。可以辑录为专书。历代词论，主要就由上述三个组成部分所构成。《花间集》、《草堂诗馀》、周密《绝妙好词》、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等几部影响深远的总集选本，其选家眼光与取舍标准，在维护词的传统与确立审美风范方面，都曾起过导向作用。这些总集选本对研究词论来说，也有它们的特殊价值。词论的发展是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总体构架也是经过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自苏轼倡言词为“诗之苗裔”，先前鄙薄词为“末技”、“小道”的保守观念得以澄清。李清照的《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为严分诗词之别立下了界石。词论从此摆脱了附丽于诗论的从属地位，走向了与诗论分门别户的独立发展的道路。此后的词论，就在认同“别是一家”的基本前提下，以阐明与弘扬词的本身特性为理论中心而渐次展开。围绕着这个中心，李清照的《词论》还为词的起源论、声律论、风格论、作家论、批评论等开其端绪。南宋王灼著《碧鸡漫志》五卷，张炎著《词源》二卷，从专论发展到了专著，词论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规模，有了与诗论颉颃的独特价值。它与诗论各有短长、互济互补的特色，也就日益显露出来。但是，词论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直线的，充满着不同观点、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由于各有尊奉，宗尚互异，理论上的歧见与异趋往往带动了词风的嬗变与词派的纷起。有些关涉词学理论的问题，从两宋开始，经历元明清三代，始终受到各方关注，进行了反复的争辩，讨论也因而不断深入。北宋于词有雅、俗之辨；在李清照提出“别是一家”之前，已经流行了“词须当行、本色”的主张，还有苏轼改革词风所引发的种种议论。南宋倡导“复雅”，“骚雅”与“清空”取代花间传统而成为新的论词标准；出现了宗周、姜与宗苏、辛的分野。清代词学复盛，词论尤导乎先路。词中正、变之说，正宗、别调之说，婉约、豪放两派之说，词的体、派之说与词品之说，“意内言外”与比兴寄托之说，宗南宋与唐五代北宋之说，主重、拙、大与主小、轻、巧之说，直至陈廷焯的“沉郁顿挫”说，况周颐的“词心”与“词境”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反映了时代思潮与词坛风尚，无论对探究阐发词的体性特质，还是发挥词论对于创作的引导作用，程度不同地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有些争论，经过历史的汰择，加上现代诗学理论的观照，可以得出大致的结论。有些争论，则由于其本身的复杂因素，虽经几个世纪理论上的努力，离开达成共识尚有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