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白

        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起。次年(756),叛军攻入长安,玄宗奔蜀,太子亨即位于灵武(在今宁夏),为肃宗,改元至德。这年,李白由宣城(在今安徽)避难剡中(今浙江嵊县),途经湖州(今浙江)时作此诗。诗的内容是回答湖州迦叶(复姓,祖上为西域人)司马“白是何人”的提问。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白是何人”不是一般茫无所知的询问(因为迦叶司马不可能对李白一无所知),而是在推心置腹的深谈中以求更深刻了解对方的发问。而李白的回答,也不是自报家门式的自我介绍,而是向新结识的朋友敞开了心扉,互通款曲。
        诗人先向迦叶司马说:“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青莲居士,是诗人自号;谪仙人,是天宝元年(742)诗人应诏赴京时贺知章对他的赞美,也是他颇引以为自豪的称号。二者自然而巧妙地连为一句,显得格外萧酒飘逸,给人以翩翩欲仙的感觉。李白饮酒是很闻名的,枉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又任侠学道,轻财好施,存交重义,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的侠士之风。李白在25岁时开始离蜀漫游各地,至此恰是30年。李白把这些内容都浓缩概括到“酒肆藏名三十春”一句中,又突出了自己好酒任侠的性格特点。
        在诗的后两句,诗人进一步说:“迦叶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金粟如来,佛名,即维摩洁大士,他不出家而修行,据《维摩诘经》,维摩诘过着世俗的生活,但能经常保持超世俗的比出家人还要纯洁的精神状态,有比佛弟子更全面的宗教道德修养。“金粟如来是后身”,“是金粟如来后身”的倒装(为了诗韵节奏的需要),意即“我是金粟如来转世”。在这里,李白巧妙地把道教和佛教结合起来,把飘然超逸的“谪仙人”和端庄雅重的“金粟如来”统一到自己身上,令人拍案称奇,它集中体现了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色。
        此诗虽寥寥28字。却寓意深邃,是研究李白思想,尤其是他宗教思想的重要作品。
        李白尚道术,但其本意却不在于求仙得道,而是想以此为仕进的“终南捷径”,实现其 “申管晏 (管仲、晏婴) 之说,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理想,但他的理想却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天宝元年(742),李白应诏赴京,他闻讯极为兴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 《南陵别儿童入京》),以为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事与愿违,因受权贵谗毁,他仅做了一年多的供奉翰林,便被玄宗 “赐金还山”,而他则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也乐得离开,重又开始了漫游生活。离开长安以后,他还请北海高天师授 《道箓》于齐州 (今济南) 紫极宫 (老子庙),在修道的路上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
        一般说来,道教注重今生今世,炼丹修仙,为的是长生不老,是入世的; 佛教则讲究来生来世,吃斋行善,为的是死后升天或转世的幸福,是出世的; 而儒家强调建功立业,富于进取。李白思想的主流是外道而内儒,他较少释氏佛门思想。而他在这首诗里却把自己的道家行踪归入不出家修行的佛门,正是他看破“红尘”——“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古风》其二十四);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 其二)——的必然结果。他要从佛门寻求解脱,因此,便自认是维摩诘转世。但是,李白毕竟是李白而绝非陶渊明,他其实是不甘寂寞的。直到晚年,他还写诗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决心荡平安史叛军。正是基于这种雄心壮志,至德二载(757)他才应召入永王李璘幕府,并朗吟道:“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永王东巡歌》其二、其十一) 他要为天子立功业,为黎庶除暴虐。同他的初衷相反,李璘因谋反罪被诛,他也因此获罪,长流夜郎。兄弟间的最高权力之争,给李白的暮年涂抹了更深重的悲剧色彩,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因此该更多一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