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琰

        晋沙门耆域者,天竺人也。自西域浮海而来,将游关洛,达旧襄阳,欲寄载船北渡。船人见梵沙门衣服弊陋,轻而不载。比船达北岸,耆域亦上,举船皆惊。域前行,有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于是南北岸奔往请问,域日无所应答。及去,有数百人追之。见域徐行,而众走犹不及。
        惠帝末,域至洛阳,洛阳道士悉往礼焉。域不为起,译语讥其服章曰:“汝曹分流佛法,不以真诚,但为浮华,求供养耳。”见洛阳宫,曰:“忉利天宫仿佛似此。当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为之,不亦勤苦乎!”沙门支法渊、竺法兴,并年少,后至。域为起立。法渊作礼讫,域以手摩其头曰:“好菩萨,羊中来。”见法兴入门,域大欣笑,往迎作礼。捉法兴手,举箸头上曰: “好菩萨,从天、人中来。”
        尚方中有一人,废病数年,垂死。域往视之,谓曰:“何以堕落,生此忧苦?”下病人于地,臣单席上,以应器置腹上,纻布覆之。梵呗三偈讫,为梵咒可数千语。寻有臭气满屋,病人曰:“活矣!”域令人举布,见应器中如汙泥者。病人遂瘥。长沙太守滕永文,先颇精进,时在洛阳,雨脚风挛经年。域为咒,应时得申,数日起行。
        满水寺中有思惟树,先枯死,域向之咒,旬日树还生茂。时寺中有竺法行,善谈论,时以比乐令。见域,稽首曰: “已见得道证,愿当禀法。”域曰: “守口摄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度世去。”法行曰:“得道者当授所未闻,斯言八岁沙弥亦以之诵,非所望于得道者。”域笑曰:“如子之言,八岁而致诵,百岁不能行。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即自得。以我观之,易耳。妙当在君,岂愠未闻!”
        京师贵贱,赠遗衣物,以数千亿万,悉受之。临去,封而留之,唯作旛八百枚,以骆駞负之先遣,随估客西归天竺。又持法兴一纳袈裟随身,谓法兴曰:“此地方大为造新之罪,可哀如何!”域发,送者数千人。于洛阳寺中中食讫,取道。人有其日发长安来,见域在长安寺中。又域所遣估客及骆駞奴达敦煌河上,逢估客弟于天竺来,云近敦煌寺中见域。弟子漯登者,云于流沙北逢域,言语欸曲。计其旬日,又域发洛阳时也。而其所行,盖已万里矣。
        
        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当时有许多天竺和西域诸国的僧人来到中国,传扬佛法、翻译经典,加速了佛教的流布。这些域外僧人,在传教过程中多挟法术以自重,用以自神其教,招徕世人。《耆域》这篇小说就描绘了耆域这位来自天竺的僧人的传奇般的事迹。
        小说选取典型事例,着力描写了耆域的神异之迹: 在襄阳求船不得,自达彼岸,致使“举船皆惊”;途中二虎来迎,对他俯首贴耳;会逢两沙门,出口点出两人前世宿缘;在洛阳为人治病、竟使 “废病数年” 的垂死病人立时而活,长沙太守两脚风挛经年,”域为咒,”竟应时而申,数日起行”;满水寺中,域念咒,居然使枯死的思惟树旬日树还生茂”;西归天竺,有日行万里之功夫。小说精心择取这些情节,极力夸饰了耆域的神力奇术。作品在描绘他的神奇事迹的同时,又通过他与洛阳道士、沙门支法渊、竺法兴、竺法行等人的来往交谈,突出刻画了他作为高僧的识见德行。他讥讽洛阳道士(即沙门)“不为真诚,但为浮华” 的态度。同竺法行的谈话表明他对于修行佛法不同一般的见解。作者用简洁的手笔,塑造出了一个法术神奇、率真事佛、正直高尚的高僧形象。梁慧皎 《高僧传》 中称耆域 “倜傥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时人莫之能测”。这篇小说充分表现了耆域的这种性格特点。
        同时,这篇小说通过耆域渡江的遭遇和观看洛阳宫的感慨,披露了当时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船人以衣取人,见耆域 “衣服敞陋”便瞧不起他。耆域看洛阳宫时大发感慨:“忉利天宫仿佛似此。当以道力成就,而生死力为之,不亦勤苦乎!”“勤苦”二字,点出宏伟富丽的洛阳宫普通劳动者“生死力”的凝聚,揭露统治者的腐败。
        这篇小说含有几个著名的佛教典故。伏虎故事,在佛经中多有表现,“虎”在佛教中用于譬喻,以喻无常之可畏(据《智度论》),《最胜王经·舍身品》记有释迦牟尼“投身饲虎”的传说。以后佛经中多用伏虎情节以显示佛法威力。思惟树的传说亦是佛事,传说佛祖于此树下思惟得道,释氏有《贝多树下思惟经》(此误以贝多树为菩提树、见《酉阳杂俎》)。这些佛教名物和意象的穿插,浓化了作品的佛教色彩。
        在结构上,这篇小说首尾完整,不枝不蔓,紧扣主人公的行踪安排故事情节,没有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空洞说教,落笔干净利索,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语言简洁活泼,明白如话。与同期其他宣扬佛教的作品相比,文学性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