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均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
        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 “欲为君薄设。”彦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饰馔,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 “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 “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
        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
        男子谓彦曰: “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纳口中。
        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 “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 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 “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
        彦太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阳羡书生》 记异人 “幻化之术”,是《读齐谐记》中最为新颖奇幻的一篇。其情节由许彦所见两段故事组成: 一是书生寄身鹅笼,“笼亦不甚广,书生亦不更小,”“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二是书生口吐酒肴、美女,与许彦共饮; 而女子之情另有所钟,乘书生眠,又口吐男子; 男子亦另有所欢,复口吐女子,如此者三。最后书生又次第吞之,并留下一铜盘,刻有年号——这是志怪家惯用技法,以织其事之真实可信。
        在世界各种宗教典籍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魔法或幻术这种神异现象。在我国幻术也由来已久,西汉时即以“百戏”(杂技艺术) 的骨干成分出现。《史记 ·大宛传》载:“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安息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善眩人”即幻术家。但稽诸史籍,《阳羡书生》故事中的幻术却非中国所有。
        关于这篇故事的来源,唐人段成式 《酉阳杂俎》即指明出于《譬喻经》(即吴时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 “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鲁迅先生更追根求源,考出 《旧杂譬喻经》亦有所本,另一佛经 《观佛三昧海经》卷一中所说毛内现光、光中现化菩萨,“菩萨不小,毛亦不大”为其渊源。为证此故事源出佛经,傅天正又举出晋代王嘉《拾遗记》中的二则故事来佐证。其一则说:
        　　成王即政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 之国,其人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 或吐人于掌中,有百戏之乐,宛转屈曲 于指间,见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 怪欻忽,炫丽于时。
        另一则说: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身 毒(印度)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 罗……喜炫惑之术,于指端出十极浮图
        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特绝。傅天正认为,这两则故事不必看作史实,但至少可说是晋代的幻术传说或幻术故事。第一则中的幻术主要是“吐人”,与《譬喻经》所述相类,可见吐人的传说在当时影响相当广泛。第二则指明这种“炫惑术”来自印度,吐人的故事亦当是在印度佛教影响下产生的(《佛教对中国幻术的影响初探》)。
        关于《阳羡书生》的写作背景,鲁迅拈出晋人《灵鬼志》中的一节,认为它是介于“梵志吐壶”与“阳羡书生”之间的一个故事: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能吞 刀吐火,吐珠玉金银,自说其所受师,即 白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担,上 有小笼子,可受升余,语担人云,“吾步 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 狂人,便语之云:“自可耳。”……即入 笼中,笼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 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十里,树下住食, 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 …食未半,语担人“我欲与妇共食”,即 复口吐出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甚 美,二人便共食。食欲尽,其夫便卧;妇 语担人,“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 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 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 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 夫纳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 以妇纳口中,次及食器物。……
        鲁迅认为,吐人故事来自国外,传入中国后,几经辗转,主人公就变成了中国书生。他极精采地概括道:“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脱化为国有,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中国小说史略》)可以说,这已把“阳羡书生”故事的来源和创作的背景完全弄清楚了。
        下面来分析这篇故事的思想蕴涵。我们知道,任何宗教传说或宗教故事,总是借形象化的情节描写布道。不管它经过多么久远的流传,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宗教教义和宗教思想、观念的印痕。“阳羡书生”故事自然也不例外。
        佛教从总体上讲,可分为空、有,两大宗派。空宗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没有实体,没有自性,是“空”的。空宗虽也讲“有”,但从佛教的观点看,客观世界是空,空的意义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指无实体,无自性;从世俗的观点看,客观世界是有的,只是假有,而非真有。中国佛教主要源自印度大乘佛教,对客观世界的实在性持否定态度。汉魏六朝时期中国佛教最最要的思潮之一,就是般若学的空论,集中表现在“六家七宗”。如“本无家”认为“无”在万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万物出于“无”;“即色家”主张,即色(物质现象)是本性空的;“识含家”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妄惑的心识所变现;“幻化家”则认为世界万物都如幻如化(参见方立天《佛教哲学》)。这种幻现、变化的思想在中国佛经中随处可见,《楞严经》说:“诸幻化相,当生处生,当灭处灭”;“真性有为空,缘生故如幻”;《华严经》云:“知身如幻无体相,证明法性无碍者”;“说一切法,犹如幻化,明诸法性,无有转动。”显然,《阳羡书生》只不过是这种世界万物“如幻如化”教义的具体象征罢了。唐人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正与此相类。
        当然,我们很难说吴均本人就有这种“如幻如化”的思想。鲁迅先生认为,这类佛教故事在中国传播,原因是“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但这类故事的广泛流传无疑也与社会思潮有一定关联。汉末以后,中国处于长期分裂与动荡之中,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西晋统治者司马氏大杀异己,实行空前的残暴统治,更是促成了否定现实、韬晦遗世思想的产生。正像大乘佛教在当时成为中国佛学主潮一样,这宣扬人生如幻如化的 “吐人”故事也是在特定时代氛围中衍生的,它折射了时代的共同心理。
        《阳羡书生》 艺术上最大特点是想象奇幻,运思颖异。书生寄身鹅笼,已幻; 又吐酒食,女子,更幻,而女子又吐男子,如此者三,则幻甚。与一般中国志怪小说中道士之隐身现形、不避水火、踩刀不伤之类的异行相较,的确是奇妙诡异得多。因而,王漠谓“记中唯鹅笼书生极幻”(《续齐谐记跋》),汤显祖评为 “展转奇绝”(明凌性德刻《虞初志》卷一),纪昀则说: “阳羡鹅笼,幻中出幻” (《阅微草堂笔记》卷七 《如是我闻(一)》)。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有一段话:“中国固有的文学很少是富于幻想的……印度人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从 “阳羡书生”故事,我们自不难体会其中深意。
        另外,本篇生动曲折而富有情趣,运笔迂徐有致、从容不迫,语言简练而传神,颇见作者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