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既济

        开元十九年,道者吕翁,经邯郸道上邸舍中,设榻施席,担囊而坐俄。有邑中少年卢生,衣短裘,乘青驹,将适于田,亦止邸中,与翁接席,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弊亵,乃叹曰: “大丈夫生世不谐,而困如是乎!”翁曰: “观子肤极腧,体胖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之为?”翁曰: “此而不适,而何为适?”生曰:“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茂而家用肥,然后可以言其适。吾志于学而游于艺,自惟当年朱紫可拾,今已过壮室,犹勤田亩,非困而何?”言讫,目昏思寐。是时主人蒸黄梁为馔。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此,当令子荣适如志。”
        其枕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寐中,见其窍大而明朗可处,举身而入,遂至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而产甚殷。由是衣裘服御,日已华侈。明年,举进士,登甲科,解褐授校书郎。应制举,授渭南县尉,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为制诰,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寻转陕州。生好土功,自陕西开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赖之,立碑颂德。迁汴州岭南道采访使,入京为京兆尹。是时,神武皇帝方事夷狄,吐番新诺罗、龙莽布功陷瓜沙,节度使王君奂与之战于河隍,败绩。帝思将帅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陇右节度使。大破戎虏,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防要害。北边赖之,以石纪功焉。归朝策勋,恩礼极崇。转御史大夫吏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当时宰相所忌,以飞语中之,贬端州刺史。三年征还,除户部尚书。未几,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谋密命,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为贤相。同列者害之,遂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下狱。府吏引徒至其门,追之甚急。生惶骇不测,泣谓其妻子曰: “吾家本山东,良田数顷,中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复衣短裘,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独有中人保护,得减死论,出授驩牧。数岁,帝知其冤,复起为中书令,封赵国公,恩旨殊渥,备极一时。生有五子:僔倜、俭、位、倚。僔为考功员外,俭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季子倚最贤,年二十四,为右补阙。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孙十余人。凡两窜岭表,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三十余年间,崇盛赫奕,一时无比。末节颇奢荡,好逸乐,后庭声色皆第一。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老,屡乞骸骨。不许。及病,中人候望,接踵于路,名医上药毕至焉。将终,上疏曰: “臣本山东书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序,过蒙荣奖,特受鸿私,出拥旄钺,入升鼎辅,周旋中外,绵历岁年。有忝恩造,无裨圣化,负乘致寇,履薄战兢。日极一日,不知老之将至。今年逾八十,位历三公,钟漏并歇,筋骸俱弊,弥留沈困,殆将溘尽。顾无诚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诏曰: “卿以俊德,作余元辅,出雄藩垣,入赞缉熙。升平二纪,寔卿是赖。比因疾累,日谓痊除,岂遽沉顿,良深悯默。今遣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炙,为余自爱。燕冀无妄,期丁有喜。”其夕卒。
        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于邸中,顾吕翁在旁,主人蒸黄梁尚未熟,触类如故。蹶然而兴曰: “岂其梦寐耶?”翁笑谓曰:“人世之事,亦犹是矣。”生然之,良久谢曰: “夫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沈既济 《枕中记》叙述落魄少年卢生枕在道士吕翁给他的一只青瓷枕上小睡,在梦中经历了一生,得到他所渴望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以及子孙满堂等,直到年迈病逝。醒过来一看,竟连蒸熟一锅黄梁饭的时间还不到。因此大彻大悟,把“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全部看透,成为一个 “无欲之人。”。
        这篇小说的结构可分为三个段落。开头一小段叙述 “得神仙术” 的道士吕翁和卢生闲谈,听他叹息建功立业的抱负不得实现的苦闷,随即,将青瓷枕给卢生令其小睡。这一段的任务主要在于让卢生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与吕翁见面,并由两人的谈话叙出卢生的心态和吕翁授枕之事,为卢生入睡作好准备。从一开始,作者就在叙述中有意识地显示了小说的文体特色。这表现在本文从开头的客观介绍很快地转向人物刻画,通过人物的言行和人物间的关系揭示他们各自的心理状态。吕翁是得道之人,所以即使在旅途中,也是从容不迫、沉稳优闲。他的形象是“摄帽弛带,隐囊而坐。”卢生的形象则是从吕翁眼中看出:“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这位少年因为一腔功名心未能得遂,老是感到抑郁不平。他对于“衣装敝亵”觉得很不自在,虽然从吕翁看来,他身体健壮“无苦无恙”(《太平广记》作:“肤极腴,体胖无恙”),本该快快活活,但却不住声地长吁短叹。他回答吕翁的一番话:“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揭示了他之所以痛感“生世不谐”的原因。这番话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因为正是听了卢生的话,吕翁才决定把青瓷枕给他,并告诉他:“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这实际上也就为下文的入梦和梦境的内容作了铺垫和预示。
        从卢生看枕开始,故事进入中心段。这一大段占全文篇幅三分之二强。它的起始,虚构幻设的痕迹还十分明显:“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俛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但愈往下,历史记述的色彩就愈强化。自“明年,举进士,登第;……”直到卢生之死,“是夕薨,”这一大段可以说完全是用史家笔法写成。它详尽地记述了卢生的仕途经历,如何进士及第,如何逐渐升迁,如何建功立业,又如何遭到妒忌陷害以致贬谪流放,以及后来如何重新起复,被任为中书令、封燕国公等等。它还记述了卢生子嗣以及他们任官的情况,甚至仿照正史体例,写到卢生临终前所上的遗表和皇帝的答诏。拿它与一般正史的人物传记相比,写法简直毫无二致。沈既济之所以这样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本人是史官出身,因而熟悉这种写法,而是出于小说的需要。因为只有把卢生作为一个士子、官僚的一生写得十公典型、真实可信,只有在梦中让卢生的理想得到圆满的实现,才能够有力地突出任何官爵利禄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幻而已的主题思想,从而击碎世上一切念念不忘应举成名、子孙财富者的迷梦,最大限度地宣扬道家弃绝功名、淡泊自适人生观的合理性。
        卢生梦中的一生告诉人们,在官场中浮沉,将不时遭到意想不到的凶险。同僚会陷害倾轧,上司会猜疑妒忌,皇帝也会听信谗言上当受骗,于是贬谪、谴逐甚至流放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为官作宦者的心灵,不能不时时处于惶悚不安状态。而在某些时候、某种场合下,想再退作平民,“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就算像卢生晚年那样达到理想中的最高目标:“出入中外,回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名医上药无不至焉”,也照样不免一死。人死不能复活,尽管享尽生荣死哀,又有什么意义?小说写到这里,其劝世的主题已经呼之欲出了。
        小说的结尾,从时间上来说,是回到了故事的开头,卢生入睡总共不到煮熟一顿饭的工夫。而从人物的关系和思想状态来说,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吕翁原先不过是卢生旅途中的偶遇者,是卢生满腹牢骚的接受对象,现在则成了引导卢生走出歧途、使之大彻大悟的启示者。这时的卢生与小说开头相比,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他已由一个热衷于世俗功利的士人变为参透宠辱、穷达、得失、死生之理的无欲者,一种重新开始、走出世绝俗之路的意念已在他心头油然升起。吕翁并没有对他作任何说教,只是指出真实的人生正和在梦中的经历一样(其实甚至还要更加痛苦悲惨),而卢生却已经从形象的教育中获得憬悟,他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吕翁脚下:“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故事结束时,卢生绝口不谈他那套宏伟抱负、人生理想,只对吕翁“稽首再拜而去”,虽然没有明白宣布他今后将如何生活,但大致趋向已很清楚。这样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意趣悠长的回味余地。
        巧妙地将小说之虚构和史著的实录两种不同笔法相融会,通过一个幻设的故事阐发人生如梦寐,富贵如浮云,世上万事终归虚无的思想,这是 《枕中记》思想内容的核心。沈既济之所以会有这种思想,既与他政治生涯中的实际遭遇有关,又与他熟悉历史、深知宦海风波之险恶有关。沈既济,苏州吴人 (或曰吴兴武康人),生活在中唐时代,经学该博,尤工史学。大历末因杨炎推荐,为右拾遗、史馆修撰。后亦因杨炎得罪遭贬而受到株连。贞元中入朝为吏 (礼) 部员外郎,卒。他的著作有《建中实录》,今佚。《全唐文》 收其 《论增待制官疏》等六篇,《枕中记》不在其内。《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收有本文,文字颇有异同。据有的研究者考证,《枕中记》卢生梦里所经宦历大体与杨炎相近,部分取之于杨炎同时代人萧嵩,“本篇中之卢生,实似为杨炎写照。”杨炎当初是因元载推荐而发迹,又因元载败亡而遭贬谪。德宗继位,才被再次起用,虽一度烜赫无比,但不过两年,却被罢免赐死,并且殃及许多党羽友人,甚至包括沈既济这样与他关系并不太深的人。这可能是沈氏深感宦途险恶、人生无常的现实原因 (以上参见王梦鸥《唐人小说校释·枕中记叙录》,台北正中书局,1983) 可见卢生的梦中经历多少有着中唐官场状况的影子,小说所叙的故事虽出以虚幻想象,却是对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
        事实上古往今来封建官僚悲剧下场的例子多不胜数,几乎已成普遍规律。秦代官居丞相的李斯,被赵高陷害,腰斩于咸阳。晋时的文豪陆机,也是因受谗而被杀,临刑前夕想起家乡与往昔的平居生活,慨叹道:“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这都是身为高官而不得好死的著名例子。像 《枕中记》卢生那样虽遭 “飞语中之”和 “同列害之,复诬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而到底没被杀头问斩,真可以说是万幸了。唐代大诗人李白有诗云: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行路难三首》之三)就很为他们的悲惨下场抱屈,同时责怪他们未能做到功成身退,而他自己则从中汲取教训,提出了 “合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的处世哲学。卢生在梦中因受诬陷而将被捕时的思想活动简直同李斯、陆机和李白的感叹一模一样。
        还应该考虑到佛道宗教思想对作家的影响。小说中引导卢生达到大彻大悟境界的吕翁,是一位道士,而且是 “得神仙术” 的道士,他囊中的青瓷枕,就是一件能够向人形象地预示未来的神奇之物。由它所演示的人生途程,本身就充分暴露出儒家积极入世生活态度和一般儒生世俗追求的荒谬和无稽,因此实际上也就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地宣阐了道家清心寡欲的思想和道教弃俗出世的观念。
        历代读者都明显感到小说 《枕中记》蕴含着某种宗教意识,散发着一定的诱人向道的气息。人们的这种感觉由小说的内容引起,的确是有根据的。宗教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把握自身命运者的逃避所和安慰剂。饱尝仕途风险而勘破红尘的人,即使他并未接受任何宗教教义,根本不是宗教信徒,也照样可能自发地产生某种宗教情绪和思想倾向。何况沈既济作为一个文人、知识分子,生活于佛道二教鼎盛的中唐时代,相当程度地熟悉它们是不足为奇的。在他的小说中流露出某种宗教意识乃是情理中事。汪辟疆指出:“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林,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梦中忽历一生,其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 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出世之想,不觉自生。影响所及,逾于庄、列矣。” (《唐人小说·枕中记叙录》)论析非常精辟。
        至于说到《枕中记》故事框架是否确从《列子》或佛经而来,那只是研究者的一种看法。更多的读者会认为,这故事框架其实与刘义庆《幽明录》中《焦湖庙祝》(见《太平广记》卷283)很相象。不能排除沈既济利用前人作品的基本素材加以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枕中记》又对后来者的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唐传奇中《樱桃青衣》和《南柯太守传》两篇就和它命意相同。明人汤显祖则取《枕中记》故事敷演为《邯郸记》剧本,是著名的“临川四梦”之一。此外,直到今日,“黄粱梦”、“一枕黄粱”仍作为形容人生短暂、幻想成空的习用语存在于口语和文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