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光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蒲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酒壶,分赉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釂,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你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不胜酒力矣。其饯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一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俯首辄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否则不验。”遂助资斧遣归,抵家,自翊遇仙,坚壁所不能阴。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渐忿,骂老道士之无良也已。
        异史氏曰:“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伧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吮痈舐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绐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崂山道士》在《聊斋志异》中堪称别具一格的讽刺佳作。它的审美价值在于发掘和剖析了一个渺小而又自大的灵魂;艺术地再现了他所扮演的可笑不自量的悲喜剧。
        作品描述王生自幼慕道,听说劳山仙人很多,他就奔去投奔,拜一道士为师。道士对他有些不放心,“恐娇惰不能作苦”,王生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能够受苦,道士没有即时传授道术,只是给了一柄斧头,让他第二天清早跟着门徒们去砍柴,过了一个多月,王生“手足重茧”,果然“不堪其苦”,便暗自萌生了回家的念头,可是当他亲眼看到道士接连施展了剪纸为月、樽酒无尽、呼仙下凡,入月逍遥等本领时,心中十分羡慕,又不想回家了。王生依旧过着早樵暮归的劳苦生活,如此勉强地又捱过一个月,尽管苦不堪言,道士仍不传一术。万般无奈,他只好向道士辞行,并恳求说:“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得长生之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两三月,不过早樵幕归。弟子在家,未谙此苦。”道士授以穿墙小技,并嘱咐说:“归宜洁持,否则不验。”
        一旦如愿以偿,王生便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中,并且忘乎所以地在妻子面前“自诩遇仙,坚壁不能阻”。妻子不信,他便当场表演,结果竟是“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子忙不迭地把王生扶起来,但见他“额上坟起,如巨卵焉”。受到妻子奚落的王生,恼羞成怒,大骂道士。
        这篇小说以简洁轻快的笔调刻画出一位畏难怕苦,不求真知;浅尝辄止,轻浮健忘,学到一点皮毛就自炫自夸的王生。其结果只落得头撞南墙,一事无成,唯有头上的肿疱而已。王生的形象愈鲜明逼真,作品的讽刺意味也愈隽永深长。从而使形象的生动性和主题的深刻性,得到和谐的统一。
        《崂山道士》喜趣横生,极富艺术魅力,其成功的艺术经验有四:其一,从发展中显现人物自身的矛盾。凡古今引人入胜,而耐人寻味的佳作,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再现矛盾的艺术。可以说,艺术的魅力首先是矛盾的魅力,蒲松龄的高明在于他正是矛盾的发现者、把握者和再现者。《崂山道士》情节的喜剧性来自人物的悲剧性格。王生既想学道,又不肯吃苦; 既想虔诚敬道,又不肯接道长的要求去做;既想炫耀自己,又无真本事;既想讨妻子的赞赏,又无自知之明。这样小说便从王生的主观意愿和实际能力大相径庭的矛盾中,透过一定事件的考验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使人物形象立体化,更加有血有肉。由此可见,审美对象也包括丑,它一经审美主体的把握,例如这篇讽刺小说对于客观存在的丑的把握,也就创造了对丑的反映的艺术美。
        其二,小说委婉有致地写出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各种心态。因王生自幼慕道,所以他赴数百里之外求师学道。当他刚到劳山时,见观宇 “甚幽”,道士 “神光爽迈”,便毅然拜师学道。但他从来未想过学道要付出艰辛的代价,足见王生无知。仅一个多月早出晚归的劳作他便打熬不住转念回家了,王生的心志不坚,自然不言而喻。一旦目睹了道士的真本领又想留下来,恨不得一吃成胖子,其好高鹜远的虚荣心又得以充分展现。再过上一个多月的劳苦生活,旧态复萌,又不想干了,临走前道士教以小技便心满意足了,只要装点、不求真知的浅薄心理昭然若揭。回家后,面对不懂道术的妻子,又是自我吹嘘,又是急不可待地当场表演,欺世盗名的心态和盘托出。如此,层次井然地揭示出王生在不同情境中的内在丑,从而使人物个性渐趋鲜明,作品的立意也愈加深刻。
        其三,巧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作者准确地把握了王生在妻子面前表演时踌躇满志的心态,神形兼备地予以适度的夸张,王生碰壁后额上“巨卵”格外醒目,寥寥数笔极尽揶揄嘲讽之能事,不但渲染了喜剧气氛,而且使这位玩弄小术的王生自食其果。作品的讽刺效果也就自然而微妙地得以发挥,这正是作者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所致。
        其四,寓深刻的哲理性于轻松的笑声之中。《崂山道士》既是讽刺小说,也是寓言故事。它具有亦庄亦谐,寓庄于谐的特点,饶有丰富的哲理性内蕴。王生既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艺术形象,又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众生相,他那种自我吹嘘而又不自量的性格特征,必然导致碰壁的悲剧,正像篇末异史氏所言,“闻此事未有不笑者,而不知世之王生者正复不少。” 作者旨在借王生嘲讽世上所有王生的同类。古罗马贺拉修斯在他的名著 《诗艺》中说得好: “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教”也就是某种哲理,其所以引起快感,启迪智慧,给人益处和乐趣,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正因为美是一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