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使宰人作美羹,中有水、有肉、有葱蒜、有姜、有盐豉、有糯。王敕厨下人言:“所作美羹,如前取羹中水味来,次取肉味来,次取葱味来,次取姜味来,次取盐豉味来,次取糯味来。”“羹以成,人宁能一一取羹味与王不?”王言:“羹一合以后,不能一一别味也!”
        
        此篇选自《那先比丘经》。
        《那先比丘经》失所译人名,主要的内容是记那先比丘的生缘及与国王弥兰陀之间的问答,着重阐明缘起、无我、业报、轮回等佛教基本教义。
        那先之“那”,是“那伽(Naga)的略称,意为“象”。“先”即先时之意。据说此人出生时,有一头大象也在同日生,故父母为他起名为“那先”。那先七岁习吠陀,(婆罗门教、印度教最古的经典)十五六岁投舅父为沙弥,受诸经要旨并学阿毗昙,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修证“阿罗汉”果。往古印度西北舍竭国(约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白沙瓦一带),见国王弥兰陀,应王之问,以车与轴、毂、辐等关系为喻,广说人生无常及善恶报应等佛教教义,后来弥兰陀王果然皈依了佛教。
        此篇却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寓言小故事,表达了一个看来简单,但实有一定深义的道理。在作美羹前,人们可把它的各种原料一一区别开来,但当你把这些原料制做成成品——美羹以后,要把它们原先各自的味道分别取出,那是不可能的,那已是一个综合体。犹如佛教认为人和世界万物都是由四种基本原素——地、水、火、风构成的。四大各有其作用,分别为保持、摄集、成熟、生长。四大也各有其属性,分别为坚、湿、暖、动。但一旦四大和合,以成人身或其他物质,这些属性,这些作用,就处于一个共同体中,无法取其一或去其一,因为 “四大不调”,就会“百病皆起”。《金光明最胜王经》(唐 ·义净译)卷五: “地水火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同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居一箧。”佛教是以此说明人身无常、不实、受苦之理的。但也说明要组成人身,物质,又是缺一不可的。
        这是一个从内容上看相当简单的故事。它没有一般的佛经文学故事的那种形象生动的人物、新颖曲折的情节,奇妙的想象和瑰丽的描写,但也不像一般要用来阐明抽象的道理的文字,要求很谨严、深刻、逻辑性强,但结果却是枯燥、板滞、缺少趣味。它处于二者之间,仍是利用了寓言的形式,充分发挥寓言故事的艺术特色,通过一件看来细小的事件的描写,说明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富有哲理的道理。而且主要是用对话的形式。那先比丘一句话中有话的反问,使这位“聪明”的君王明白了 “羹一合以后,不能一一别味” 的道理。这种简练、朴实的表达方式也是佛经文学故事的一种特色,这样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的寓言故事也是佛经文学的重要内容。
        我们从这篇短小的故事上可以获得更多的教益。主要的一点是: 佛典的价值,远远超越于宗教宣传之外。在数量庞大的佛典中,除了教义宣传和一说说教外,还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经济、法律、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艺术、语言学以及医学等自然科学许多领域的广阔而有价值的内容。佛典在宗教宣传的形式下,凝集了古代印度人民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而这些财富大多是通过这样的寓言故事的形式来表现的,这是佛典文学的价值。其次,佛典中广取譬喻来论证问题,使抽象的道理生动了,把思辨变成了形象。佛典的这一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唐宋以后,中国寓言文体独立发展,与佛典的这一部分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确立中国寓言文体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寓言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写法上多借鉴佛教寓言故事, 如 《蝜蝂传》、《李赤传》、《梓人传》、《黔之驴》等。而这些寓言故事都有篇幅精短,笔锋犀利,形象动人等特点。而这正是 《羹味》一篇所具有的特色。
        此篇的另一特点是以对话的形式来表达,这是因为 《那先比丘经》 的形式所决定的。此经主要记载那先比丘与国王弥兰陀之间的回答,那先的问言自然是巧妙、有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