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时有恶雨,若堕江湖、河井、城池水中,人食此水,令人狂醉,七日乃解。时有国王,多智善相,恶雨云起,王以知之,便盖一井,令雨不入。时百官群臣食恶雨水,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而坐王厅上。惟王一人独不狂也,服常所著衣,天冠璎珞,坐于本床。一切群臣不自知狂,反谓王为大狂:“何故所著独尔?”众人皆相谓言:“此非小事!”思共宜之。王恐诸臣欲反,便自怖懅,语诸臣言:“我有良药,能愈此病。诸人小停,待我服药,须臾当出。”王便入宫,脱所著服,以泥涂面。须臾还出。一切群臣见皆大喜,谓法应尔,不自知狂。七日之后,群臣醒悟,大自惭愧,各著衣冠而来朝会。王故如前赤裸而坐。诸臣皆惊怪而问言:“王常多智,何故若是?”王答臣言:“我心常定,无变易也。以汝狂故,反谓我狂。以故若是,非实心也。”
        
        此篇选自姚秦·鸠摩罗什所译的《杂譬喻经》。
        一个国家的文武大臣,喝了天降之恶雨,一个个都醉倒发狂了。唯有国王自己,云起即知雨来,早就用盖子保住了一口井,才没有加入这疯人的行列。但是,他的一如既往的正常行为,却被那些发了疯的人们看作是反常的了。在此情此境下,国王只好也装着发疯的样子——脱掉所穿的衣服,脸上涂上泥,于是,那群不知道自己疯了的人们就十分高兴了。
        当这些疯子们恢复正常以后,却发现他们的国王仍处于“疯状”——“赤裸而坐”。于是他们很不理解了。国王这才告诉他们:他的心是安定的,没有变化。因为他们发了狂,反而把正常的人看作是反常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心是不实在的。
        这个生动的寓言故事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狂人国”的疯狂:这些发狂的人的可怕的行为举止状态。可悲的是,他们不以己为狂,反而逼着把正常的人搞成他们那个样子,才心满意足。这真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时刻。作者对古代印度社会这种“疯狂”的现象的讽喻,有着深刻的意义。
        据说我国南朝刘宋时,有一位以文学著称的尚书令袁粲,有一次他和“周旋人”谈说:“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唯国君穿井而汲,独得无恙。国人既并狂,反谓国王之不狂为狂,于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毕具。国主不任其苦,于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袁粲说完了这个故事,慨然而言:“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很明显,袁粲在此引用佛经,改动了原文,用以讥讽时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佛经文学故事的某些社会意义。
        寓言本来就是人们对生活实践的总结,反映人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特别是“譬喻”类的寓言故事,因为它的生动、幽默,体裁短小,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它像一面镜子,启示着人们的所言所为。
        《杂譬喻经》翻译的时间较早,本身的内容就很丰富,再加上又为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所译,所以其中有的故事后来略加修改,就直接被采入六朝时新出现的志怪小说中。较有名的如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阳羡鹅笼”故事的原本,及六朝时的《宣验记》中的“鹦鹉救火”的故事的原本均出自《杂譬喻经》。从此侧面,可以看出印度思想对六朝文学的影响,可以看出佛经故事的价值,也可以说明在中国译经史上,譬喻经典是最早传译并最受人们欢迎的一个部分。鲁迅先生早年曾出资刊印了另一部有名的譬喻经《百喻经》,可知他久已有卓见,而且有很深的爱好。
        这是一个思想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寓言故事,所以早在南朝就已被聪明的袁粲引用以达己意。
        这是一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的作品。它的那种对疯狂的“时代”——喝恶雨后的七日间,所发生的疯狂的现象所作的深刻地谴责、犀利地批判、无情地鞭挞,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是通过一个生动的故事来体现的,这实在是譬喻故事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另外,这篇故事在描写上也很细致,很生动。如写到恶雨来后,人们喝了那恶水后所成的疯态—— “举朝皆狂,脱衣赤裸,泥土涂头,坐王厅上”。如此维妙维肖,好像在你眼前就真的出现了这么一群疯得可怕的人。而写到王的装疯,只用了八个字,“脱所著服,以泥涂面”,仅此八字就既呼应了前面那群文武大臣的疯态,也把国王心中的那种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心理很恰切地表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