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有一妇,荒淫无度,欲情既盛,嫉恶其夫。每思方策,频欲残害。种种设计,不得其便。会值其夫聘使邻国,妇密为计,造毒药丸,欲用害夫。诈语夫言:“尔今远使,虑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欢喜丸,用为资粮,以送于尔。尔若出国至他境界,饥困之时,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于夜暗中,止宿林间。畏惧恶兽,上树避之。其欢喜丸忘置树下。即以其夜,值五百偷贼盗彼国王五百匹马,并及宝物,来止树下。由其逃突,尽皆饥渴。于其树下,见欢喜丸。诸贼取已,各食一丸。药毒气盛,五百群贼一时俱死。时树上人至天明已,见此群贼死在树下,诈以刀箭斫射死尸,收其鞍马,并及财宝,驱向彼国。时彼国王多将人众,案迹来逐,会于中路值于彼王。彼王问言:“尔是何人?何处得马?”其人答言:“我是某国人,而于道路值此群贼,共相斫射。五百群贼今皆一处死在树下。由是之故,我得此马及以珍宝,来投王国。若不见信,可遣往看贼之疮痍杀害处所。”王时即遣亲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时欣然,叹未曾有。既还国已,厚加爵赏,大赐珍宝,封以聚落。彼王旧臣,咸生嫉妒,而白王言:“彼是远人,未可服信。如何卒尔宠遇过厚,至于爵赏逾越旧臣?”远人闻已,而作是言:“谁有勇健能共我试,请于平原校其伎能。”旧人愕然,无敢敌者。后时彼国大旷野中有恶狮子,截道杀人,断绝王路。时彼旧臣详共议之:彼远人者,自谓勇健无能敌者,今复若能杀得狮子,为国除害,真为奇特。作是议已,便白于王。王闻是已,给赐刀仗,寻即遣之。尔时远人既受敕已,坚强其意,向狮子所。狮子见之,奋激鸣吼,腾跃而前。远人惊怖,即便上树。狮子张口仰头向树。其人怖急,失所捉刀,值狮子口,狮子寻死。尔时远人欢喜踊跃,来白于王。王倍宠遇。时彼国人,率尔敬伏,咸皆赞叹。
        
        如果说“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一句古老格言的话,那么个中道理经过千百年来的口头传播和社会实践是早已深入人心的了。然而,由于言与行两者之间有差距,竟使得各种各样投机取巧、专事钻营的苟且之徒乘虚而入盅惑视听,坑蒙拐骗以诈谋私。
        这篇《五百欢喜丸喻》中的“远人”就是上述一类人物。从他的背景看,原本是一个极不中用的“熊主”,如果联系他日后欺世盗名的劣迹看,甚至可以说即便他一开始就被自己那位“母夜叉”一毒致死,倒也不为大过。当然,读罢全文之后,最让人纳闷的还是 “国王”那班人的易于欺骗。试想,一个人就算是 “武功卓绝”“英名盖世”,也是绝难将五百个对手一齐杀死的。可是在那位“远人”大言不惭的“吹嘘”之下,“国王”竟然“厚加爵赏”、坚信不移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 “舌辩之士” 的 “运气”异常之好。先有那位 “贤内助” 的 “歪打正着”,后有 “刀落虎口” 的 “机缘巧合”。而经过了这两次的重大考验,一个 “窃国大盗” 的外在条件也就基本具备了。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条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训: 所谓 “观其行”者,必须是亲眼所见,万万不可道听途说,误信传言而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再者说,对于一个人的考验也必须是长期的和多方面的。绝不可以一好百好,以偏盖全。总而言之,如有自诩具 “屠龙之技” 的人,是万万不可信任的。古人讲: 凡举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可见斯言不谬,堪称千古明训。
        作为佛道寓言故事的《百喻经》,为什么要用洋洋千言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因为佛教 “五戒。”是坚决反对 “妄语”之行的。“妄语戒”,是皈依佛祖者必须时刻牢记的基本法则,而所谓 “妄语”者,即 “远人”之流虚妄不实之语也。佛教理论认为: 如果自身并未精神错乱,纯粹出于欺诳他人的目的而背离事实的胡说八道,那就是一种触犯“妄语戒”的罪过了。而在诸般“妄语”之行中,又以 “有欺诳心”为 “不可悔”之重罪。由此,“讲实话”这三个字不仅是立身处世的本分,更是诚心信佛者的基本教条之一。
        古往今来,诚实笃信之人多矣,但以欺诳之心随意 “妄语”者也不乏其人。对于这种现实情况佛道又做何解呢? 《大方广佛华严经十地品》在论述 “十不善业果报” 时指出: “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 一者多被诽谤,二者为他所诳。”其言颇不谬也!欺人者必自欺,诳人者必自诳。这正是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自然逻辑。或曰: 某人一贯奸诈,至今尚未果报。答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随身,公理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