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书写不易,故记载大抵不主繁。
        孔子:“辞多则史,少则不达。”他不主多。向来以为话多了是空,啰嗦,故最早偏于简一方面。
        《文赋》:“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于冗长。”虽然,陆机他自己还是不免啰嗦。他自辩说:“榛楛勿剪,蒙茸集翠。”这因为当时骈文发展,骈文不免于繁。但理论上仍重简。
        张辅说,《史记》记三千年事,而字少于《汉书》,可见《史记》强于《汉书》。刘知几亦有此语。《文心雕龙》也主简。
        宋祁《新唐书》要“文省而事增”,重简。这是散文时代。
        又,虽则是骈文时代,话语也重简。如清谈,要话说得简单。《世说新语》多说到话语要简要。最好的例子,是阮瞻“三语椽”(“将毋同”)。
        说话如此,文字亦然。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始三十余字,后改为“环滁皆山也”五字。
        沈括《梦溪笔谈》谈到“逸马斃犬于道”一事,亦表示求简之趋势。
        〔^*《梦溪笔谈》卷十四《艺文》一:穆修、张景“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斃。’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后人说白话不如文言,以文言简故。但文言、白话不同类,不能比。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主简(“尚简用晦”),认为话要扼要(即“尚简”),而又要暗示力强(“用晦”)。不过,以上所说偏重于扼要。
        又说文章要“健”。健,就是经济;而弱则啰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