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刘孟客书》提到这一点。清时,汉学家、宋学家都不在乎文字工不工。曾是古文家,又对汉学、宋学留意,便想在文字与学问之间加以调停。
        姚鼐本已说到考据、辞章、义理都要注意,但未予发挥。
        曾国藩说,道德、修养、学问、文字都重要。他说,学问之道,无论如何都要注意文字,文以见道。
        (1)醇驳深博
        见道多的文则醇,少则驳。“醇驳”是说到文的方面的,把“道”作为“文”之批评标准。
        怎样定见道多少呢?就视见道之“深”与“博”而定。深,指对道的分析而言;博,指广参而言。
        (2)碎隘蔓易
        他批评汉宋诸人从文字见道的毛病是碎隘蔓易。
        许慎、郑玄可说深博,但不免于碎。这样,从文字上说,就不完美。这既是从文字方面来说,也是从文字之表现道这方面来说。
        程、朱亦很深很博,不过有时未免太隘,只重精神修养。这都是从文字上批评他们“见道”的毛病。
        杜佑《通典》讲典章制度,博而不深,结果文章“蔓”,范围牵涉广而无联络,支离。
        宋朝道学家游酢、杨时更深于程朱,而范围更狭。他们只是用语录,文字太随便,太“易”。
        我们认为,曾国藩上述批评很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