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有此主张。梁昭明太子、简文帝、梁元帝都是好文的。他们对文之意念的说明,可反映当时情形。
        简文帝《与湘东王书》:“有异巧心,终愧妍手(这是批评当时人不讲究艺术)。是以握瑜怀瑾之士,瞻郑邦而知退。”(《诗》郑、卫之风,淫风也。而他居然提倡郑邦文风,认为一般人不敢写男女风月,不过是为旧传统所压制。)简文帝又说,作诗不能如《礼记·内则》篇那样,也不能模仿《酒诰》专讲道德,因为诗是抒发性情的。他反对“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易》内容之一),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如照只主道德的批评家说,则《诗》中不能有写景之“迟迟春日”之句,《楚辞》中亦不应有写情之“湛湛江水”句,应如《归藏》、《大传》一样才好。但其实不然。
        主“文载道”、“诗言志”的,是统治阶级。简文帝等亦统治者,但因时代不同,故主张异于是。自东汉末以来,社会动乱,一般上层人士却重享乐。时之统治者曹丕亦如是,带着一班文人游乐。魏武帝(曹操)只重人才而不重道德,这点影响很大。自上至下,都重享乐。晋室南渡以后,在位者钱多,可以随意圈地。生活余闲很多,钱又多,故可享乐,社会风气亦受影响。人性本两方面,一方面是事业,一方面是享乐。南渡后一段时间里,社会较稳定,斗争少,就更有条件发展享乐的一面。
        文学既重妍巧,供娱玩,则重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