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文家一方面重教化,另一方面亦甚重文辞。韩愈《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他不但好古文辞,亦好其道。他以为要表现道,又要讲究文辞。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他学古人,一方面学道,一方面亦学其为文之法。为文要讲抑、扬、疏(条理清也)、亷(话语简之谓)、激发、固存。如是,重文辞是为了“羽翼乎道”。
        周敦颐亦说文辞也要紧,要讲“美”,讲“爱”。
        朱子说道是自然流出,文便是道。他注周子《通书》说,有时心里很明白,但说出来却说不清,这不对。故辞达是很重要的。辞达是为了传于远。不一定要文,只要辞达。这就是走极端了。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至于要辞达。这是朱子的意见,以为文字不用注意,而只要辞达。
        但是,即便是极端道学家如朱子,亦不能完全不理文,亦要文辞达意,要自然。文与道完全合一是不可能的。他顶多不讲究文字之装饰性、做作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