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做寿》
言休饶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莲上寿。西门庆早起往衙门中去了,吩咐小厮们抬出灯来,收拾揩抹干净,大厅、卷棚各处挂灯,摆设锦帐围屏,叫来兴买下鲜果、晚夕上寿的东西,叫了小优。这潘金莲早晨打扮出来,花妆粉抹,翠袖朱唇,走来大厅上看。见玳安与琴童站着高凳在那里挂灯——拿三大盏珠子吊挂灯,笑嘻嘻说道:“我道是谁在这里,原来是你们在这里挂灯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寿,爹吩咐下俺们挂了灯,明日娘的生日好摆酒。晚夕小的们与娘磕头,娘一定赏俺们哩。”妇人道:“要打便有,要赏可没有!”琴童道:“耶!娘怎的没打不说话,行动只把打放在头里?小的们是娘的儿女,娘看顾看顾儿便好,如何只说打起来!”妇人道:“贼囚,别要说嘴!你与他好生仔细挂那灯,没的例儿扯儿的拿不牢掉将下来。前日年里为崔本来,说你爹大白日里不见了,险不险赦了一顿打,没曾打,这遭儿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说破话,小的命儿薄薄的,又唬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听,这个话儿娘怎得知?”妇人道:“宫外有株松,宫内有口钟,钟的声儿,树的影儿,我怎么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对你大娘说,去年有贲四在家,还扎了几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会扎。乞我说了两句: ‘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会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说的甚么话?一个伙计家,那里有此事?”妇人道:“甚么话,檀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儿,只怕过界儿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说他,只怕贲四来家知道。”妇人道:“瞒那傻王八千来个!我只说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东京去的放心,丢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闲着!贼囚根子们,别要说嘴!打伙儿替你爹做牵头,勾引上了道儿,你们好图瑰狗尾儿,说的是也不是?敢说我不知道!嗔道贼淫妇买礼来,与我也罢了,又送蒸酥与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儿与我,小买住我的嘴头子,他是会养汉儿!我就猜没别人,就知道是玳安儿这贼囚根子替他铺谋定计。”玳安道:“娘屈杀小的,小的平白管他这勾当怎的?小的等闲也不往他屋里去,娘也少听韩回子老婆说话。他两个为孩子好不嚷乱!常言:‘要好不能够,要歹登时就’、‘房倒压不杀人,舌头倒压杀人’、‘听者有,不听者无’。论起来,贲四娘子为人和气,在咱门首住着,家中大小,没曾恶识了一个人。谁人不在他屋里讨茶吃?莫不都养着,倒没放处!”金莲道:“我见那水眼淫妇,矮着个靶子,像是半头砖儿也似的,把那水济济眼挤着,七八拿杓儿舀。好个怪淫妇!他便和那韩道国老婆,那长大摔瓜淫妇,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儿不待见他!”
正说着,只见小玉走来说:“俺娘请五娘,潘姥姥来了,要轿子钱哩。”金莲道:“我在这里站着,他从多咱进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夹道里,我送进去了。一来的抬轿的该他六分银子轿子钱。”金莲道:“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不带轿子钱儿走!”一面走到后边,见了他娘,只顾不与他轿子钱,只说没有。月娘道:“你与姥姥一钱银子,写账就是了。”金莲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边抬轿子的催着要去。玉楼见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不一时,大妗子、二妗子、大师父来了。月娘摆茶吃了。潘姥姥归到前边他女儿房内来,被金莲尽力数落了一顿,说道:“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了?恁出丑划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没与我个钱儿与我来,老身那讨个钱儿来?好容易赒办了这分礼儿来!”妇人道:“指望问我要钱,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你看着,睁着眼在这里,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今后你有轿子钱,便来他家来;没轿子钱,别要来。料他家也没少你这个穷亲戚,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声颡气。前日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闹的,你知道?你罢了,驴粪球儿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凄惶!”几句说的潘姥姥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顾说起姥姥来了!”一面安抚老人家在里边炕上坐的,连忙点了盏茶与他吃。潘姥姥气的在炕上睡了一觉,只见后边请陪大妗子吃饭,才起来往后边去了。
【赏析】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述故事。而在《金瓶梅》之前,无论是讲说历史故事的《三国志演义》、讲述英雄传奇的《水浒传》,还是无中生有地描述诙谐有趣的仙佛神魔的《西游记》,都讲究故事情节大开大阖的惊心动魄和波澜起伏。而在对故事情节刻意追求的同时,刻画人物,塑造形象,而且不乏精彩。与它们不同的是,《金瓶梅》的故事演化场景基本上围绕着西门庆一家,其所描写,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屑零碎,虽然其情节仍然精彩纷呈,但毕竟迥异于上述小说的粗线条的开阔和大时空的跨越。而它所关注的,也由王公将相、英雄豪杰或仙道神佛下降到市井百姓、俚俗人物,成为第一部为小人物立传的文人小说。在这样做的同时,形成了《金瓶梅》对中国古代小说叙述模式的突破——那就是把小说叙述的中心,从对故事情节的刻意追求,自觉向刻画人物、凸显人物性格和命运转变。更难得的是,它还着力写出人物丰富的侧面,以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我们看本段描写中,作者以不长的篇幅对潘金莲所做的集中描绘,目的就是要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丰富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使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成为生动的、真实的和现实的、独特的“这一个”。
在这部小说的长期流传过程中,潘金莲已经成为“淫”、“妒”和“毒”的代表,几乎成为一切女性应具备美德的反面典型。但小说家却并没有先入为主地把她的性格定型,然后层层深入地加强这种印象,而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如实再现了这个人物的性格成长过程和丰富侧面,甚至多次尝试触及这个人物的心理深处。如此深刻的描写,完全不是靠着情节的剧烈冲突或者匪夷所思的戏剧效果,而如本段的描写一样,大多是通过人物对话,巧妙地安排了一个个表面上独立的事件,并一一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段故事的发生,是在潘金莲生日的前一天。在西门宅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气氛中,她心情愉快地看着玳安和琴童为她的生日宴会挂“珠子吊挂灯”,很难得地笑着跟他俩聊起了天。看潘金莲的心情大好,琴童胆子也大了起来,半带讨好半带玩笑地要讨潘金莲的赏,不料潘金莲却连玩笑话里也不给小厮们什么承诺:“要打便有,要赏可没有!”让琴童直抱怨她“行动只把‘打’放在头里”。第六十四回,玳安曾经给傅伙计介绍家里的情况:“只是五娘快戳无路儿,行动就说:‘你看我对你爹说。’把这‘打’只题在口里。”两处相似的语言,正印证着潘金莲对小厮下人们的一贯无情和苛刻。
琴童讨赏不成,反倒让潘金莲把她上次躲过西门庆一顿毒打的话头提了起来。那是在上一回,西门庆与贲四嫂偷情时,正巧崔本带货物回来,琴童急切间找不到西门庆,满院里乱嚷“大白日里把爹来不见了”。正叫着,却不防西门庆完事后从贲四嫂家里出来。一众小厮都吓得替琴童捏一把汗,以为他这顿毒打必不可免了。不料西门庆一是因为偷情心虚,二来又因事务繁多,居然放过了这琴童,于是大家就笑他“不知有多少造化”。这事发生时,潘金莲本不在场,此时却一口说出。玳安心中有鬼,不禁心下惴惴:“娘也不打听,这个话儿娘怎得知?”其实玳安何尝不知道潘金莲“听篱查壁”的功夫之深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西门庆与李瓶儿还是宋惠莲、王六儿,以至现在的贲四嫂,还包括书童与玉箫,但凡她的身边有奸情、丑事,最早发觉的,往往就是潘金莲。孙雪娥说她连走路都是“他单为行鬼路儿,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听不见他脚步儿响”(第七十五回)!原来她被崇祯本批评者赞为“俏俏冥冥”的优雅脚步,却大半是为了探听他人消息!
说到这里,潘金莲一发不可收,把贲四嫂的奸情,以及玳安为贲四嫂安排的计策连锅端了出来。玳安不仅是这件丑事的唯一知情人,而且他本人与贲四嫂也有奸情,因此这小厮唯恐被潘金莲越闹越大,虽然大家彼此都已心知肚明,但他仍赌咒发誓地矢口否认,一篇妙语,实在可与潘金莲有得一比。日后成为“西门小员外”,当也不是浪得其名。
正当两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想天假其便,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坐着轿子来为女儿庆祝生日,玳安也趁机躲过一劫,避免了潘金莲的继续追问。而接下来潘金莲与她母亲的冲突,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另外一面。
《金瓶梅》里的人物,大都“酒、色、财、气”俱全,而潘金莲虽以“淫”而千古遗臭,但我们对于她在“财”之一字上的表现,则未必可以做过多的指责。
在西门庆的众妻妾中,潘金莲可谓是最为寒酸的。虽然潘姥姥在跟如意们投诉她这个不孝的女儿时,说从小送她进女学,似乎家境还说得过去,但实际上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知道,她是出生在一个穷裁缝家,从小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四天之后,林太太来西门庆家赏灯时,也同样提到这段往事。可见,如果不是潘姥姥无意中记错,就是因女儿的“不孝”而有意极力丑化她。我们也还记得,潘金莲最初跟西门庆偷情时,送给西门庆的生日礼物,不过是“一双玄色缎子鞋;一双挑线密约深盟随君膝下、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缎子护膝;一条纱绿潞、永祥云嵌八宝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钑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第八回)这份礼物,除了潘金莲的聪明灵巧、才智情思之外,论起材质来,却实在值不了多少银子。这从一个侧面,也显示了她的贫寒。作为“再醮”而嫁入西门府的几个小妾,孟玉楼、李瓶儿都是“带了一份好钱”来,她们的受宠,与此也极有关系。而潘金莲则除了自己的色相和机灵之外,身无长物。第四十六回的皮袄事件,就明白地宣示着她的尴尬: 西门庆的六个妻妾中,居然只有她跟孙雪娥没有皮袄。考虑到孙雪娥的真实地位其实尚比不过一个得宠的丫头,那么争强好胜的潘金莲的自卑和自伤,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像讨要李瓶儿的皮袄一样,她偶尔跟西门庆开口讨要的一件首饰、一件衣物,也必定是在她与西门庆行房过程中开口,这更使她与富孀孟玉楼、李瓶儿以及本为妓女的李娇儿有了明显的不同。我们注意到,类似这样的行为,只有在西门庆与他的家人媳妇的偷情行为中才会发生。单从经济地位上讲,说潘金莲不过如一个家人媳妇,也不为过。玳安曾这样描述过几个“娘”对于金钱的态度:“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钱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悭吝些。他当家,俺们就遭瘟来,会把腿磨细了!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拿出来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们莫不赔出来?”尽管玳安是在表达对潘金莲苛刻的不满,但如果我们了解了潘金莲的拮据,她的这种吝啬和苛刻,似乎也有合理的借口。
于是就不难理解,几乎每次潘姥姥来看女儿,都会在母女二人间引发不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问题。本段潘姥姥买了礼物来看女儿,本指望总能换回女儿六分银子的轿子钱,却不成想潘金莲不惜跟她母亲“大眼看小眼”地对峙,也不肯拿出这六分银子,最后还是孟玉楼替她拿出一钱银子息事宁人。回到自己房中,潘姥姥被女儿好不一通数落:“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了?恁出丑划的,教人家小看!……指望问我要钱,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你看着,睁着眼在这里,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前日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闹的,你知道?你罢了,驴粪球儿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凄惶!”说到底,潘金莲是不愿被别人“小看”,不想在别人的富贵面前暴露自己的贫贱。正因如此,当吴月娘把人家抵当的一件皮袄拿给潘金莲穿时,她却并不领情(第四十六回);而李瓶儿赠送许多礼物给潘姥姥时,她居然会骂母亲“好恁小眼薄皮的”,而且放出话来说,一定要还上这个人情(第三十三回)。说潘金莲“不孝”固然没错,但她的贫窘,也并非虚言。而她拼命要维持的,却是她作为被西门庆宠幸的“五娘”的地位。
问题是,在李瓶儿死后,潘金莲实际上已经“独霸”了西门庆,成为五个妻妾中最受宠幸的一个。但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潘金莲从没有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在潘姥姥跟女儿要轿子钱的时候,正是潘金莲在管账。所以吴月娘给她出主意,让她把这六分银子记在家庭花销的账簿上。潘金莲的回答却是:“我是不惹他(指西门庆)。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一副绝不假公济私的“凛然”气象。平心而论,这种“凛然”气象并非仅仅要在吴月娘面前“撇清”,她的丫环庞春梅在下文中为她辩护之词,的确算是“公道”话。综观全书,潘金莲之“淫”处处皆是,但对于金钱,却表现出了比其他所有人都值得尊重的清高。即使我们想起潘金莲曾经索要李瓶儿的那件皮袄,那更多也不过是为了争口气,要实践她当日的誓言:“有本事,到明日问汉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这是要证明给大家看,她是独得西门庆的宠爱的。事实上,她的全副精力,都用在了“把拦汉子”、独占西门庆这一件事上。反过来说,因为没有富贵可以使潘金莲取悦西门庆,所以她的“淫”和“妒”就成了她维护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及尊严的唯一资本。只不过,在这个扭曲的家庭里,她越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越是要用她的色相变本加厉地争取她向往的地位,她类似于“变态狂”般的对淫欲的渴望,必然会在这样冷峻逼人的环境中不加遏制地爆发。这已经不仅是潘金莲的个人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即便是一部让人感觉不到希望的“暴露小说”,《金瓶梅》的意义,在这里也得到了无可置疑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