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固然是一个中心人物，但这部书的名字就是三个女性名字的组合——“金、瓶、梅”。在笑笑生的心目中，恐怕还是把它作为一部“淫妇”列传来看待的。在诸“淫妇”中，要数潘金莲最“淫”，故事也最多。不但如此，她在整个古代小说、戏曲的“淫妇谱”中，可能名气最大，所以有人就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

潘金莲之所以被称为“淫妇”，无非是说她不顾社会普遍的道德规范，既在婚外“好偷汉子”，又在家内“霸拦汉子”，性欲亢奋，行为过度。用孙雪娥对她的评价说：“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她的“淫”，固然使她走向“恶”，走向人性的扭曲，走向犯罪的深渊，但我们不难发现： 她的原欲的冲动，多少催发了一种主体独立意识的萌生，使她去极力寻找自我，主宰自己。

潘金莲的“好偷汉子”，是从当上武大的老婆后开始的。她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是与她意识到自己的美貌与才干所分不开的。她本来就长得漂亮，不要说西门庆见了她失魂落魄，就是女性见了她也赞叹不已。第九回写吴月娘仔细定睛观看她时道：“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日。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暗道： ……果然生得标致，怪不得俺那强人爱他。”而更突出的，她机变伶俐，能说会道，多才多艺，敢作敢为，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第二回)与她的“风流伶俐”相比，其丈夫武大则猥琐无能，显然不般配。于是她强烈地感到：“他乌鸦怎配鸾凤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只是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假如她压抑自我，承认这种客观的命运，也就罢了。但潘金莲就是一个不想忍受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

她偷的汉子中，最重要的是西门庆。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第二回)。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淫”、是“恶”，而是对方“可意”的“性儿”。她后来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她的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其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的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这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但确实也表现了她的反抗性。至于她所追求的陈经济，最后也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从潘金莲的“偷情”的情况看来，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

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一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等级分明的家庭里，明显地感到地位的不平等。在西门庆家里的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的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与其他众妾相比，她的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都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和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致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但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

潘金莲追求自我的价值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她在追求的过程中，却将她的所有聪明才智转化成了无耻、阴险和狠毒，演出了一幕幕反人性的活剧。假如说，从她与张大户的朝来暮往，到与西门庆的如胶似漆，都是有亏于道德的话，那么，她为了与西门庆“长做夫妻”，而亲手将砒霜灌进丈夫的喉咙，就完全跌进了罪恶的深渊。在整个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她表现得是那么的镇定果敢、心狠手辣： 当听得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自知理亏而心怯，“便仆入床下去躲”，她却“先奔来顶住门”，又激发西门庆来打武大：“你闲常时只好鸟嘴，卖弄杀好拳棒，临时便没些用儿，见了个纸老虎儿也吓一交！”于是让西门庆开拴打出，飞起一脚，踢倒武大。武大病倒在床上，“要汤不见，要水不见”，她却每日“浓妆艳抹了出去”，与西门庆“做一处，只指望武大自死”。当武大被灌进了毒药，她又“怕他挣扎。便跳上床来，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终于使丈夫“喘息了一回，肠胃迸断，呜呼哀哉”。其心肠之狠毒，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私欲的膨胀，使她完全丧失了人性，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罪犯。

第二任丈夫西门庆同样也死于她的“淫”。就是她逼着疲惫不堪的西门庆乱饮淫药，终于使西门庆油枯灯尽，药不可治。而在西门庆将死之时，她一方面将责任赖得精光，对他毫不关心，甚至连“对天发愿”也唯独她与李娇儿不肯做，显得一无情义，而另一方面，到了晚上，还不顾死活的“骑在他上面”，弄得西门庆“死而复苏者数次”，十足地暴露了这个性虐狂的嘴脸。作者两次用了“骑在上面”的笔法，大有深意在焉： 两个丈夫虽然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都是被潘金莲的“骑在上面”送上了西天！

潘金莲的欲火不但烧死了两个丈夫，同时使她也容不得丈夫身边的所有女性。争宠，嫉妒，乃至想方设法地置人于死地。自从她嫁到西门庆家中后，凭着自己的风骚，又施展了贿赂小厮、写曲道情、送物致意等种种伎俩，很快地扫清争宠道路上的障碍，李娇儿、孙雪娥、孟玉楼，乃至吴月娘，都不是她情场上的对手。她的妒忌心理，甚至容不得丈夫与娼妓胡混，与仆妇偷情。她几乎驾驭住了那个不老实的男人，“宠爱愈深”。然而，正当她春风得意之时，在西门庆的妻妾队伍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财有色的六娘李瓶儿，竟使她一下子在各方面处于下风。特别是当第二十七回“私语翡翠轩”时，亲耳偷听到西门庆“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和李瓶儿自己说怀有身孕时，她似乎感到全军覆没了。但是，潘金莲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立即发起了反击。在她的明枪暗箭的不断夹攻下，李瓶儿终于很快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李瓶儿“前车”的宋惠莲夫妇，也被她逼得“男的入官，女的上吊”。潘金莲本是个有才有貌的“女强人”，然而，她为了自我的满足，私欲恶性膨胀，人性被扭曲与泯灭。她在残害别人的同时，也吞噬了自我，毁灭了人间美好的一切。她成了一个十足的“淫妇”、罪恶的化身。

潘金莲是有罪的，且罪孽深重，但她的情欲为何会恶性膨胀？是谁使她沦为“淫妇”？是谁将她送上了绝路？

潘金莲本是一个裁缝的女儿，虽“生得有些颜色”，但应该说也天真无邪。可惜九岁那年就被卖进了骄奢淫逸的王招宣府里，浸染熏陶，将她的天性向淫纵的方向引发。年方十八，正当寻求正常的夫妇生活的时候，却被张大户“收用”，“美玉无瑕，一朝损坏；珍珠何日，再得完全”？她的贞操观，从此被轰毁了。以后又被迫嫁给了武大郎，张大户却仍与她朝来暮往，公开厮会，作为玩物。张大户一旦身故，她面对着“人物猬”的丈夫，不免感到“奴心不美”，心里受到压抑，处在一种性的苦闷之中。因此一遇到西门庆的诱惑，马上就上钩。但西门庆本是一个“玩女人的领袖”，根本不可能对她有什么专一的爱情，常使她“粲枕孤帏，凤台无伴”，“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这就难免又使这个“青春未及三十岁”的她在性的压抑中“不顾纲常贵贱”，与小厮琴童“做在一处”(第十二回)。假如说与琴童、王潮儿之类的勾搭，是在寂寞中的潘金莲比较主动的话，那么与陈经济的私通，就离不开这个“色胆如天”的小女婿的挑逗和诱惑。因此，潘金莲性欲的恶性膨胀，人性的畸形扭曲，不能不说与男人们有着密切的关系。男人们的淫，从正面或反面逼着她一步一步地成为被男人们诅咒的“淫妇”。

至于潘金莲的死，是不是死于有罪，罪有应得？本来，“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在现在，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恐怕都是为刑法所不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潘金莲的死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走上“谋杀亲夫”这条道路？这当然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传统的道德也大有关系。男女不平等的法律与思想，无疑阻隔了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在明代，男性自亲王至庶人，皆有权娶妾，而妻妾不得事二夫，违者以奸论。潘金莲憎嫌丈夫，而“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这从她的角度来看的话，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灵与肉”相结合的婚姻。但当时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她有外遇，不允许她有自由的追求，于是一旦事情败露，就铤而走险。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是罪在社会。于是，从“五四”以来，不时会看到人们对潘金莲充满着同情，一时间将她与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朱丽叶等相提并论。这种同情无疑是用现代的意识来观照古代的结果。但是，我们假如同样用现代的意识从另一方面来考察的话，她与西门庆的偷情与谋杀，毕竟是一己之肉欲恶性膨胀的结果。她自恃“有些颜色，所禀伶俐”而觉得丈夫不配，那曾经有过挣脱这个不美满的婚姻锁链的表示和举动吗？没有！而只是一味地“好偷汉子”，“勾引”那些风流子弟(第一回)。男性在当时有权娶三妻四妾固然丑恶，那女性事二夫三夫就是美事吗？当西门庆“十挨光”第一次捏她脚时，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勾搭我”而并非是什么爱情。其实，武大还是比较宽容的。他挨了一脚，躺倒在床上，只是希望潘金莲“可怜我”，“扶得我好了”，以后就“都不提起”(第五回)。可是潘金莲一味追求的是与西门庆“二人在房内，颠鸾倒凤，似水如鱼，取乐欢娱”，以致“贪欢不管生和死”(第六回)，把丈夫活活的毒死。她个人的私欲得到满足了，但这是以他人的生存权作为代价的。在明代后期，鼓吹人欲，张扬个性，对封建礼法发动冲击，自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凡事过了头，完全不顾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维护的正常秩序，也必然为社会所不容。因此，潘金莲的死，是“淫”与“法”冲突的结果。既不能把一切归结为她的“淫”，也不能盲目地同情她的“淫”。她的死，社会有责任，她个人同样也有责任。社会不能超越不平的礼法，她个人也不能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在膨胀的私欲与社会的法制的严重冲突中，这个似花如玉的青年女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刀下之鬼。

悲哉金莲，罪起私欲的膨胀；悲哉社会，罪在礼法的不平。个人的欲与社会的法，什么时候才能摆平？什么时候才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