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梁羽生、古龙这样的“金庸之争”,是纯学术问题之争,见仁见智。争论中有过分的地方,都不要紧,都会得到读者评论家甚至金庸本人的谅解。但有的“金庸之争”,却是不入流的货色,侮辱谩骂,进行人身攻击,实在是有些太不像话。比如舆论界有一种对金庸的批评,不是平心静气来谈学问,而是从人格上攻击,危言耸听。如果单纯是骂金庸“豺狼镛”“汉奸”“走狗”,这样太露骨,太表面化,尚不至于有太坏影响。而有些恃才傲物以骂为快的锦绣才子骂金庸才真正是有点水平,真正强词夺理而能混淆视听。比如台湾的大才子李敖,1981年在海峡那边写了一篇论《三毛式伪善》和《金庸式伪善》的奇文,造成的“不见血”的影响就很大。
        文章说:
        
        三毛式伪善,比起另一种伪善来,还算小焉也。另一种伪善是金庸式的,金庸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谈到他写的武侠小说,我讲胡适之说武侠小说“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侠小说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训练,认知训练,文字训练,中文训练,无法接受这种荒谬的内容,虽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着空前的大成绩,并发了大财。
        金庸风度极好,对我的话,不以为忤。很谦虚地解释他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了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佛经……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这么多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
        ……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伪善”。
        看了三毛的例子和金庸的例子,我不得不说:那位基督徒和这位佛教徒,其实都是伪君子。
        
        李敖先生以“六亲不认,四面树敌”著称,骂人是他的职业。其实笔者读过多部李敖先生的作品,内心还是相当地佩服这样的锦绣才子的,对这样的人,实在是不好和他多说。还是金庸先生的态度最为明智,很谦虚,对李敖的批评洗耳恭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金庸先生没有理会对他“金庸式伪善”的批评,所以这篇文章发表十多年来也没什么动静。只是到了这两年,大陆学术界掀起金庸在文学史上排名位置的热点新闻时,才有人又搬出了十多年前的“旧文”当作“重型炮弹”来使用。现在谈金庸先生当年在港台风靡之时,遇到一些像“金庸式伪善”的攻击。比李敖的骂文更进一步的,是有些弄文的文人竟然直指金庸是“伪君子”,就是他自己小说里写的人物“岳不群”。被人用自己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来骂作者自己的情况,恐怕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事情。如此之奇事金庸竟无意得之,“不亦乐乎?”后来被大陆一家杂志转载的香港某奇文说:
        “说查良镛长于弄权,也是有事实可据的。谁都知道查良镛来香港后,在《大公报》当翻译,他的第一篇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发表在《香港商报》,听说纯粹是受到《新晚报》总编辑罗孚的鼓励。可以说没有罗孚,就没有金庸。但后来查良镛发了财,身边就没有了罗孚这个朋友,罗孚后来被‘调回’大陆,查良镛跟邓小平密切,也没听说过有什么‘进言开脱’之举措。
        “在《大公报》时代,查良镛郁郁不得志,于是跟朋友沈宝新合作,创办了《明报》。《明报》初办之时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几乎捱不下去。之后发生逃亡潮等事件,销路才见转机。他因意识形态问题和《大公报》打笔仗,令《明报》声誉鹊起,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所以知识分子开始认同《明报》,而查良镛也就由‘武侠小说名家金庸’,摇身一变成为著名报人查良镛了。
        “他去北京见邓小平后,声誉之隆,一时无俩,连美国的报界,也知道香港有个‘路易士查’。然而这位著名的报界人士,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重掌政权后,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为什么查良镛在70年代末期开始转变?据哈公说那是由于邓小平欣赏他的文才。原来邓小平被贬下放江西时,查良镛一时福至心灵,在社论里表扬了邓小平的政绩和才能,邓小平因而有知遇之念,上台后,不忘邀请查良镛到中南海一叙,并且还亲自走到人民大会堂门外迎接他。
        “据哈公表示,那时候台湾方面也极力争取查良镛,查良镛也曾悄悄地去了台湾一转,谒见了蒋经国,回港后还写了‘在台所见所闻’长文,作为回应。然而台湾与大陆,两者相比,自然以大陆更能适合查良镛发展他个人的政治野心,因此80年代后期,《明报》渐渐有‘中间偏左’的趋势了。那段时间《明报》只要文章里面一有批评中共首脑的地方,就会被删,如果行文遣词用字太过激烈,就会全文被抽掉。
        “查良镛一向主张言论自由,但在《明报》写专栏(例如哈公怪论)并无多大自由可言。这跟他的小说《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说一套,做一套’毫无分别。《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表面是一个正派人物,贵为华山派掌门,平日行事,光明磊落,为武林所重。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伪君子。在《笑傲江湖》里,有关岳不群的伪君子行径,可谓是‘罄竹难书’,但这并不可证明岳不群即是查良镛。岳不群是小说里的人物,而查良镛是20世纪90年代香港社会真实的人。查良镛创造了岳不群,岳不群的身上虽可能有查大侠的影子,却绝非查大侠,这是每个从事创作的小说家皆知的道理。不过,说来有趣,1988年12月中旬,发生了所谓的‘主流方案’事件,搞得满城风雨,有些论者竟把它与武林秘籍拉上关系,说查先生妄想藉起草‘主流方案’来做‘武林盟主’。
        “由于受到邓小平的赏识,查良镛被邀出任基本法草委,负责基本法的起稿工作,这是划时代的任务,查良镛自然悉力以赴,凭他对国际法的知识,可谓是得心应手。就在宦途上大有发展之际(当时他的头衔是基本法草委会政制小组负责人),‘主流方案’推出受到舆论猛烈的抨击,大失民心,那可是查先生意料不及的了。
        “从那时起,查先生便萌生了‘急流勇退’的念头。”
        这样的“金庸之争”就有点令人瞠目结舌了,这又比李敖式的骂文“精进”了一层,更是玩语言概念于股掌之间,随心所欲,翻云覆雨。
        首先关于罗孚一说完全是凭空杜撰之事,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之于金庸,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二,谈金庸经商成功,成为报业巨子,用的言语别有用心,暗示金庸“因意识形态”得到好处,也完全是暗箭中伤的小人作风;第三,金庸80年代“中间偏左”,受邓小平赏识,也是故意把事情说得“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金庸从小有政治抱负和理想,虽然对中国政治多次失望,但一直是明心见性,凭着内心的良知追求真理。金庸的眼光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极为敏锐,他写的《明报》社论,多次预测国内国际大事,无不中的。金庸对邓小平的赞赏,当初完全是政治眼光和良知,他对大陆开放改革的支持,也是合乎他一贯的原则的。
        冷夏先生的《金庸传》以及本书都评论了金庸的从政经历,读者一读便知,当然可以看出上面的那篇怪论中的别有用心的语言。最后这篇文中直接把金庸比附为“岳不群”,则更是造谣中伤的骂街行径,不值一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