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侠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香港作家金庸先生,于1994年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并应邀访问了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金庸先生的到来,使宁静的燕园骤然之间出现了一股汹涌而来的“金庸热潮”。
        10月27日这一天,千余名大学生拥挤在办公楼礼堂,以极大的兴趣聆听金庸先生的演讲,并就武侠小说创作等问题与之对话。下面就是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
        
        学生问(以下简称问):你的小说主人公都是以义为重,那么你是否也认为生活中“义”最重要?
        金庸答(以下简称答):我想“义”是中国道德观念中的一部分。中国的传统道德包括忠孝、仁爱、信义……意思是忠于国家,你是党员,要忠于党,你是政府工作人员,要忠于政府,忠于自己的工作;孝,就是孝敬父母;仁,就是人与人之间有合理的关系,对人有爱心,有慈悲心;义,大致是对朋友而言,孟子认为义就是合宜,就是给自己找一个适当的位置。
        侠义小说讲义是有历史背景的。当时在江湖上流浪的侠士,没有家庭可依靠,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正如人们常说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些侠士的主要依靠就是朋友,他们的生活来源也靠朋友的支持。他们要对付其他集团的欺凌,对付政府中贪官污吏的压迫,就更需要朋友的帮忙。只有团结朋友才是他们惟一的抵抗力量。
        要团结人,就要注重“义”。你要肯于牺牲自己、帮助人家,人家才能够信任你、帮助你。大家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做事,甚至牺牲性命。所以在侠义小说中,这个“义”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不仅小说如此,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义也一直是很重要的。义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壮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方人的主要想法是求助上帝的,他们的观念是向天的。就是说个人向上帝负责,上帝爱我,我可以去死。
        中国人的想法则是横面的,是对人负责的,遵从人际关系的。孔子所谓的“仁”,就是指人与人之间合理的关系。你对人家好,人家也会对你好,大家追求一种平和的关系。
        西方人只对上帝负责。所以人世间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做,个人主义特别发达。而中国人尊重人际关系,所以崇尚群体,对人世间的事情有选择地去做。当然,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都有缺陷。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其社会政权特别容易混乱。当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时候,就会闹矛盾、闹分裂。许多西方文明就是这样逐渐衰落的,甚至消亡了。中国人强调人际关系,注重义字,因此我们的人民容易团结,社会秩序比较好。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缺点,个人的权利往往遭到扼杀,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福利往往不被重视。
        我想,将来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相互融合,彼此过分偏激的地方得到削减,人类文明就可以平衡地发展了
        问:你的小说主人公对女人都很倾心,你是否认为爱情应该专一?
        答:这个问题许多年轻同学都很关心。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的小说描写的是古代社会。古代社会没有规定一夫一妻的,所以我写《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就有7个老婆。有些年轻的女读者,包括我的太太,都不喜欢这部小说,原因就是韦小宝有7个老婆。
        其实这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主要反映的是清朝康熙年代。那时朝廷大臣有七八个老婆一点也不稀奇,如果只写一个老婆,反而不真实。事实上,我在小说中已经加进了许多现代思想,除了韦小宝以外,小说中的其他英雄人物都是一个太太。
        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他。但他自己却钟情于小龙女,而且专心不二。我觉得这是我的理想,能否做到我不清楚,总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在《笑傲江湖》中还写了一个人物叫令狐冲,他本来很喜欢他的小师妹,而且专心地爱着她。可他的小师妹并不喜欢他,另外嫁人了。后来小师妹死了,他就和别人结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对令狐冲来讲,不能算不专心。
        作为我个人是非常希望、非常鼓励青年男女从一而终的。假若一对年轻人青梅竹马一见钟情,而后喜结良缘,白头偕老,这大概是人生最愉快、最幸福的事了。当然人世间多有变化,爱情并不一定总是理想的。但我还是要讲,既然你爱上了一个人,就专心地去爱他(她)吧!
        问:你笔下的英雄是不是有自己的身影?
        答:我写了许多不同的英雄,我自己不可能化身在这许多英雄之中。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写出不同的人,凡是在这一部小说中已经写过的人,到下一部小说中就不再重复出现。
        当然,作家的创作要想全部抛开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能的。自己的个性和想法总是会不知不觉地反映到作品之中。但这并不是说我就如同作品中的英雄那样好,那样厉害。作家的想法常常是“希望这样”,而不是“就是这样”。如郭靖、乔峰这些英雄,我在写他们的时候,就很佩服他们。令狐冲也很潇洒,很自在,我自己就做不到。总之,作家是在作品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问:能否谈谈你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民族心理?
        答: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虽然历史上是以汉族为主角的,但也曾出现过多民族轮流坐庄的局面。无论哪个民族主持着中国的大局,其最终总是融化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中华民族大家庭是温暖的、和睦相处的。我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主人公陈家洛的两个爱人都是回族,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主人公韦小宝到底是什么族就不知道了。他妈妈交往的男人很多,汉、满、蒙、回、藏等民族的人都有,所以说不清韦小宝是哪一族人。《白马啸西风》写了一个汉族的女人爱上了一个回族的男人,同时又写了一个回族的女人爱上了一个汉族的男人。《天龙八部》主角乔峰是个契丹人而他的爱人则是汉族人。我之所以这么写,就是为了表达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关系。
        问: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部小说?
        答:我说不出。我在写每部小说的时候都是很投入的,写出的人物就好像是自己的儿女一样。当然其中有的水平好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但确实很难分出哪些喜欢,哪些不太喜欢。
        其实每个人看小说,得出的感受都是不相同的。常言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幸亏人们的感受是多样的,否则爱就会受到局限,正如男女同学相爱,应该是互有所求,各取所爱。假如大家只喜欢一个,那不就糟糕了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风度;都有可爱的地方和不可爱的地方,彼此互相协调配合就会很完美。
        问:《雪山飞狐》的最后结局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不能讲,留给各位自己去想像。有的读者给我写信,说他为了这个问题常常睡不着觉。我要向他说声对不起了。如果我把答案写出来,他就不会失眠了。不过这样或许不能给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问:《神雕侠侣》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是否刻意安排的?
        答:我写小说不是一下子写完的,而是陆续写,陆续在报上连载。我过去每天固定要写一千字。经常是今天写,明天发表,有时甚至到国外旅行也要写,然后寄回来发表。
        一部小说,当初创作的时候,只是大致想了几个人物,而后尽可能地根据人物个性和事件的发展去描写。因此我的小说既有喜剧收场的,也有悲剧收场的,不见得每部小说都是悲剧。依我看还是大团圆的喜剧收场更多些。有些悲剧收场是没有办法的,两个人物、两种性格碰到一起非演变为悲剧不可,那就只好让它成为悲剧了,不存在刻意安排的问题。
        问:你写《笑傲江湖》的意图是什么?
        答:我写《笑傲江湖》是想表达一种中国人冲淡的、不太争权夺利的人生观。我对权力斗争是非常厌恶的。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有这种想法,尽管他自己未必能做到。他们努力地去考试,要做官,要名利,但他们写诗或写文章时都表现了一种很冲淡的意境。希望做隐士,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至少传统的知识分子是很仰慕这样的生活意境的。
        我在《笑傲江湖》中就是要表达这样一种中国的传统思想。做什么事情都应该适可而止,不要总想着向上爬。事情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对欲望应当有所克制,把自己的一切看得淡一点,生活中的幸福程度就增加一点。个人幸福的程度不在于你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多少,而在于你有了自己的愿望,能做到这样就很开心了。
        我到北京来,见到一些老朋友,他们在家里看看戏,下下棋,跟夫人和孩子的感情好得很。这样的生活就很理想,很幸福。而在香港,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的钱多得很,房子盖得又高又大,游泳池也很漂亮。可是他们的内心反倒不安,老是想赚钱,赚更多更多的钱,家庭关系也处理不好。这两种人生比较,我认为还是北京的朋友生活更幸福。
        问:《天龙八部》是否表达了你的人生看法?
        答:《天龙八部》中有一部分表达了我对人生的看法.当时我的脑子里有一些佛家的哲学思想。佛家对人生是比较悲观的,认为人生基本上是受苦的。不论人生怎么好,最后总要死的。
        但中国人讲佛教还有另外一种观念,认为人生的死虽然不可避免,但它还有再生的时候。再生之后可以过得更好,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可以帮助别人。应当说,佛家思想对人生的真谛是有深刻理解的,但佛家的这种哲学实用价值对个人可能有用,面对整个社会就未必有用。
        当我们对人产生许多不满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对人生采取心平气和的态度,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化解心中的苦闷。比如,你的父母、祖父母因年长而过世,你的兄弟姐妹、亲爱的人不幸死亡,或者你自己遇到了重大困难和挫折,虽说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痛苦,但你如果想到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就不会过分悲伤,从心理上化解了痛苦。
        问:怎样理解《天龙八部》中段誉、乔峰和虚竹的形象?
        答:这三个人是《天龙八部》中的主人公。其中段誉和乔峰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代表了两种个性。段誉虽然是大理人,但很有中国文化传统,为人温和,不争不躁,很容易交朋友,表现了文雅的一面。乔峰则是血性男儿,表现了阳刚的一面。在他俩身上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虚竹是个出家人,与汉族文化有点距离。他比较固执,具有浓厚的宗教思想。
        问:为什么要把乔峰写成悲剧性的人物?
        答:把乔峰故事处理成悲剧,那是没有办法的。乔峰是个契丹人,契丹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很大的民族,西方很多人不知道有中国,却知道有契丹。香港有一个“国泰航空公司”,实际上就是“契丹航空公司”。那时契丹人跟汉人斗争十分激烈,宋国与辽国出现生死之战。在民族矛盾如此尖锐冲突的情况下,乔峰的结局可想而知了。悲剧是惟一合理的结局。
        在中国人看来,悲剧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发展自然形成的。而西方则不同,希腊悲剧是让人的命运取决于上天。这个人物之所以发生悲剧,那是上天注定的。
        问:《天龙八部》是否有一部分是倪匡先生所写的?
        答:是的。当时由于我要出门旅行,就请倪匡先生代笔。但我说,待出书之时,倪匡所写的部分要删掉,他也同意了。后来他写的一段曾在报上连载。现在大家看到的小说全部是我写的,倪匡先生的文字已经全部删除了。当时这么做,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出门时间较长,一个多月。我走的时候,报上已开始连载这部小说了。如果读者有一个多月在报上见不到文字,那就要骂人了。当然,如果那时候有了传真机,我也就不用他写了。可惜那时还没有这个条件。
        问:《侠客行》的主人公完全缺乏社会知识,却能够领悟精妙武功,因为他不识字,所以天性很纯,无忧无愁。那么我们这些念书很用功的人该怎么办呢?
        答:我想首先你不用紧张,你们又不学武,而学文不用功是不行的。
        我写《侠客行》时是想反映一种佛教思想。佛教有一种想法认为,世俗上的学问对于领悟佛教的最高境界是有妨碍的。像中国禅宗参禅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现存的观念,要把固定的观念破除掉。所以他们问的许多问题都是不能成立的问题。
        如问:一只手拍掌的声音是怎样的?一只手怎么能拍出掌声来呢?又问:人在桥上过,为何桥流水不流?这些都是违背逻辑思维的问题,而他们的目的恰恰是要你违背现成的逻辑思维方式,破除世俗的想法。这种佛学理论就是破除了世俗观念就可以达到更高一层的绝对观念。
        当然,大家到北大来念书,不必接受这个哲学思想,况且我们现在的时代背景与《侠客行》完全不同。如果你不识字,就像《侠客行》里的“狗杂种”那样,北大是绝对不会收你的。
        问:你在小说中是否宣扬了宗教思想?
        答:我对佛教有一些心得,但没有兴趣传教。我的看法是,如果你对某一宗教观念相近就去接近它,不相近就不必刻意追求。
        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就比较淡薄,不相信宗教的人有许多,大家不也过得很好吗?我想,我在作品中不会刻意去宣传宗教思想,只是我对佛家的思想有些亲近,所以在《天龙八部》中不知不觉地会有些流露。
        问:你的小说里有一些怪人类似嵇康、阮籍,这是否受到魏晋风流的影响。
        答:我想是有影响的。武侠小说常常描写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超然物外,不愿流于世俗。与《世说新语》中所描写的那种很飘逸的、行为不守常规的人物极其相似,而这些人物在现实的写实小说中是不大出现的。
        问:你的小说主人公是不是按照理想塑造的?
        答:不完全是。我的小说有一部分是理想人物,有一部分不是理想人物,有一部分则是比较现实的人物。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他就不是作为人生的理想,作为中国人的理想来塑造的。这种人是有一定的社会典型性的。尤其是清朝时期,社会制度不很理想。若是要想飞黄腾达,就要有韦小宝的作风。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人物。
        我们知道,中国人到海外谋生,最初总是很困难,可到后来却逐渐地安身立命,并发展成大事业。像美国的“唐人街”是举世闻名的。其他国家就很少听说有什么“美国人街”“英国人街”“德国人街”或“希腊人街”。而“唐人街”不仅美国有,在其他很多地方都有。这说明了我们的民族有很强的生命力,一方面适应环境,另一方面保留了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当然,“唐人街”也有很多缺点,并不是什么都好,就像中国文化传统一样,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中国在海外的人很多,其中一些人的道德并不一定很高尚。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并不是什么坏人。
        问:你为什么不喜欢《笑傲江湖》中的林平之的性格?
        答:林平之的性格具有很强的仇恨意识,这有他的客观因素。还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家庭就遭到洗劫,全家人命丧黄泉。他要报仇,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如果他把整个人生全部集中在仇恨之中,我认为就很不值得了。这不代表中国人的传统性格,中国人在适当的条件下是能够化解仇怨的。
        问:你的小说故事有没有蓝本?
        答:我的小说全部是虚构的,没有以什么故事为蓝本。《连城诀》里有一点真实的故事,仅仅是一点而已。因为实际人生与武侠故事相差太远了。
        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要创造一种什么文学,一开始也不是在进行什么文学创作。我小的时候爱看武侠小说,看得很多很多,好的看,坏的也看。看多了,自然也就喜欢上了,等到我试笔的时候,自然也就写了这种小说。
        问:你的小说是否写明朝正德年间的事?
        答:写作小说不见得一定要有具体的时代背景,武侠小说中所表现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权力斗争,在哪个朝代都会发生,不必特指。如果特指了,反而没有普遍性。
        当然,大家一定要我说说写的是哪个时代的事,我想大概是明朝吧。这位同学估计是在明朝正德至崇祯年间,看来他很有些历史知识的。
        问:武侠小说能否离开封建社会的背景?
        答:武侠小说不一定都要以封建社会作为背景,也可以用现代社会作为背景。我说过,侠的定义是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这种侠的行为,不一定武侠才有,文人也可以有侠气。李白《侠客行》讲到信陵君、侯嬴,他们俩都不是有武功的人。可见一个人有侠气就是侠了。
        现代社会中有武功的人并不多,何况有了武功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创作可以另外走一条路,多写一些具有侠义品格的人。
        问:你在小说中喜欢描写一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与一个美丽聪明的姑娘的结合,是这样的吗?
        答:我认为忠厚老实的小伙子与美丽聪明的小姑娘的结合是件很完美的事。如果是一个英俊聪明的小伙子与一个忠厚老实的姑娘结合,当然也很好;如果男女双方都很忠厚老实,也很美满;惟独一种结合应当警惕,那就是两个人都自认为聪明美丽。这不是说聪明美丽不好,而是说要看他们是真聪明、真美丽,还是假聪明、假美丽。两人都自认为很聪明、很美丽,那就肯定会闹出许多事情来。其实真正的大聪明是不耍小聪明的,真正的美丽是不自耀的;忠厚待人,看起来很笨,其实很聪明;而美丽不仅仅在于外表,更重要的还在于心灵。
        问:你对自己笔下的女性偏爱哪一个?
        答:我的创作原则是尽可能写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女性人物也不例外,有很好的,也有很坏的。像《天龙八部》中的马夫人就很阴毒。有的女性会下毒,就很危险;有的下毒的女性却是好人,像《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就属于这一类人。要我说出偏爱哪一个确实很难,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偏爱。我的目标是希望把这些女性写得可爱些,让你看了觉得就是自己想像中的那个女朋友。
        问:武侠小说在你生命中的比重大不大?
        答:最初时候比重是不大的,那时我主要精力是用来办报纸。现在比重越来越大了,因为我不再办报纸了。更重要的是看我小说的读者也越来越多,就是在欧美的华人中间读者也很多,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原先我是想以小说来为报纸服务,希望能扩大报纸的影响。谁知现在报纸的影响已经过去了,而小说的影响却时间长久,且日益增大。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结果。
        问:如何看待武侠小说的不良影响?
        答:任何事情都会有不良影响。假如你吃饭吃了18碗,也会有不良影响。我看武侠小说本身的不良影响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妨碍你考试。你看小说看入迷了,而明天就要考试,你却没有时间去准备,这当然有不良影响。这就希望你能有所节制。另一个是有暴力的倾向。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动不动就打架,这对社会上的小青年可能会有暴力倾向,但对北大的同学绝对没有。北大同学太用功了,戴眼镜的很多,文化程度很高,讲文明、不打架。如果能够注重身体,加强体育锻炼,多一点尚武精神也是很好的。所以我说任何事物都有不良影响,而要对付不良影响,就只有“节制”两个字。我们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什么事物都不要过分,不要过犹不及。如锻炼身体,你老是从早到晚跑步、健身,那也不好。你念书太用功了,一天念十几个钟头,其他什么事都不干,我看也有不良影响。关键还是要有节制。
        问:你的很多小说已被搬上电视屏幕,你对此感到满意吗?
        答:我不是很满意的。
        小说与电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要把小说改编成电视是有很大的困难的。不过香港的电视连续剧也实在太奇怪了,他们有个嗜好,就是喜欢擅自改动我的小说,把他们自己的很多东西加了进去。
        有些读者来信批评说:既然你认为写得比金庸好,那为什么不自己写一部呢?有的读者说:他作为编剧,不加进点东西,恐怕连饭都没得吃了。而我对他们妄加的东西却没有精力和时间进行干涉。
        最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人与我接头说是要播送我的小说。我说可以,而且免费,不要钱。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你们可以删节,某一段太长,或者不喜欢,你们可以删节,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加进其他东西。他们说保证不加就是了,于是我们签了合同。谁想改编我的小说,只要不加私货,我就满意了。
        问:你为什么不再写武侠小说了?
        答:什么事情总有一个终点。我的武侠小说写得够多了,意思也表达得差不多了,不必一直写到死为止。况且我自己也有个原则,写过的就不再重复。至于今后怎样,很难说得清。如果精神足,气力够的话,再写一部也是很好的。
        问:你不写武侠小说了,是不是要写一些历史小说?
        答:我已经离开报业不做事了,目前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在大学里混混,与青年人交朋友,大家聊聊天,交换交换意见,像今天这种活动就很好,不过人太多了,很难一一认识。如果将来有机会七八个人或五六个人在一起,听听朋友们的意见,那我将会很高兴的。另一个是进行一些学术研究,或听听教授的演讲,增长知识。虽然现在的年纪不小了,但还是觉得增加知识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我对历史有些看法,也想表达出来,但现在还很难宣布这种计划。如果身体还好,能安静下来,也有可能写两部历史小说。
        我希望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给我写信。我不一定每封信都能回复,但我收到信会很高兴的。
        问:你认为武侠小说的前景怎样?
        答:这个问题不是太乐观的。
        以前香港、台湾写武侠小说的人很多。现在没人写了,希望只有寄托在大陆内地了。大陆内地有许多好的作家,他们愿意花时间努力去创作,我期待着能有好的作品问世。不过,坦白地讲,武侠小说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现在有些年轻人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不熟悉,写起来会有困难,不像写现代背景那样方便。这中间有一个障碍,要克服这个障碍,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此外还要认真继承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有很多优点,可以用来描述古代社会、现代社会,也可以用来写侦探小说、爱情故事。这种以白话为主的文字是非常美的。像著名作家老舍、沈从文等的白话文就写得非常漂亮。但现在有些人却对这种传统的表现方式很不重视,结果他们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缺少自己的风格。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欧化,文法、结构都是西方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武侠小说能不能发展无所谓,但中国的传统文体,美的文字则必须保留、必须发展。
        问:你除了写小说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活动?
        答:我除了写小说之外,主要活动是办报纸和刊物。
        年轻的时候还有许多活动,如拍过电影,当过电影导演,写过电影剧本,喜欢旅游等等。今年1月1日,我正式退休了,把报纸交给其他人去办。现在我经常到外国的几所大学里听听课,或讲讲课。我很喜欢文化生活,特别是大学的文化生活。
        从今天开始,我已是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了;以后可以常常来北大和各位同学接触,这会令我感到很愉快的。
        问:你能否介绍牛津大学的一些情况?
        答:我现在是牛津大学两个学院的名誉院士。牛津大学有37个学院和几个学堂,这些学院和学堂每个星期都举办一次讲座,邀请当代很有名的学者来讲一个问题。一星期有5天,各个讲座加起来约有200个。而你每学期至少可以听5个讲座。讲座内容有科学的,医学的,以及工程的,单单文科就有很多很多,如语言方面,就教授八十几种语言,世界上很偏僻的语言都有人教,汉语当然包括在内,我常常到那里去听课。
        名教授讲的课我去听,有兴趣的课我也去听。在那里,教授讲课,另一个教授来听是常事,只要打个招呼,授课者是很欢迎的。我到北大来做教授,书是不会教了,但哪位有名教授讲课,我是很愿意去听的。
        问:你的历史知识是从哪里得来的?
        答:我没在北大历史系念书是个遗憾,不过平时喜欢看些历史书籍,从中得到许多知识。一些年轻人常常问我要怎样求学问,我跟他们说,上了大学是个很好的求学过程,尤其是在有名的大学,那里有很多著名的教授,在他们的指导下求学是很幸福的。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要得到真正的学问,必须在一生中始终保持学习的精神。上大学没有这种精神也是学不到知识的;不能上大学,但有这种精神,同样可以学到知识。
        大学只是告诉你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而要真正得到学问是要长期积累,仅靠大学的三年、四年时间是很不够的。
        问:请你谈谈对古龙小说的看法?
        答:古龙小说比较欧化,是用现代人的想法表达传统的武侠事件,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由于个性的原因,他的小说大多不能坚持写完,只写一半就交给他人代写。如果他自己能坚持写完,就可能出许多好作品,但由别人代写,就不及他的水准了。所以说古龙小说参差不齐。
        问:请你谈谈对王朔小说的看法?
        答:王朔先生的小说有浓厚的民族气息,代表了平民的思想,我很佩服。我希望文学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只有一种模式。
        问:你怎么看待北京师范大学一些青年学者对你的评价?
        答:北师大青年学者在他们编写的当代文学史中,把我的名字排得很高。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内心感到很不安,绝对不可以这样。当然,青年学者们对我的评价,或许是选择了其他一种角度,我猜想可能是认为我的小说读者比较多、影响面比较大。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或许我占了些便宜。
        问:你认为1997年香港前景如何?
        答:我对香港前景是看好的,是很乐观的。
        有人说你这是讲假话,我说不信你可以到香港看看我的住房,前年我已把旧房子拆掉盖新房了。如果我对香港前景悲观,就没有理由花一大笔钱去重建新房。有了这个证据之后,人家就信服了。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里,我和北大的萧蔚云先生以及几十位委员对解决香港问题充满了信心。我们都认为,香港基本法写得很好,所有规定都很明确。1997年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但绝对不会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