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面的意见不一样,提交的各种政制方案真可以说是花样百出。草委政制小组19位成员,各人的意见都有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庸和萧蔚云是小组负责人,他们的责任就是召集、主持政制小组会议,对小组工作进行协调。这样的组织协调,当然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金庸不辞劳苦,尽力为之。
        当时草委各派的意见不一,派别林立。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要加速香港民主政体改革过程,有的则强调维持香港政制现状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进行政制改革。有人形容这段时间的情况就像金庸笔下的武侠小说:群雄并起,风起云涌。
        香港社会提出的方案竟有四五十个之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有“85人方案”和“190人方案”等。
        金庸自己的观点是要务实和保守,但是为了协调林林总总众多的意见,金庸苦心劳力,于1988年初提出了一个“协调方案”,以期化解各方面的分歧。但是却有很多人不能理解金庸的一番苦心,连政制组的工作进度也受到了其他草委的严厉指责。
        金庸不辞其劳,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又开始构思新的“协调方案”以综合各方意见,达成一个小组的“主流方案”。金庸想作出个两全其美,既让中方满意又能让港人接受的方案。金庸最后又草拟出了“新协调方案”,希望能化解各方矛盾,尽快达成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这个主流方案的大意是建议香港的政制过渡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这是金庸的一番苦心,不料这番苦心却引来了对金庸的无穷非议。
        香港的一些激进民主派激烈反对金庸,他们主张一步到位实行全民直接选举。反对金庸和“主流方案”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金庸几乎被震惊了。社会舆论普遍反对“主流方案”过于保守,而其设计者当然成了众矢之的。
        各种对金庸不利的是是非非谣言四起。
        “主流方案完全是来自中方的授意,金庸只不过是为其‘包装和经销’……
        “金庸想当政坛盟主,想做首届行政长官或者立法会主席,或者想做将来政府的高级顾问……
        “金庸是做‘主流方案’包装经销商的韦小宝……”
        金庸不得不多次通过《明报》社论向公众作宣传和解释,然而这些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了舆论的不满和愤怒。
        “直接选举”表面上对普遍的香港市民和一些激进民主分子存在着诱惑力,但它的实质却是港英当局想在1997年之后造成一个“港人治港”的混乱局面,从而阻挠中方顺利恢复行使主权。
        一般的民众当然看不出这一点。金庸是明眼人,当然明白其中要害。所以金庸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拿出“主流方案”时,有自己的一番苦心。但现在人们却在误解金庸。
        当时基本上整个的香港社会的舆论都是反对金庸的——金庸长期以来树立在民众中的具有高度智慧和公正客观的“智者”形象,已经开始消退了光辉。金庸愈是苦口婆心解释,愈是“越抹越黑”。到了后来,香港数所大学的大学生们,竟到明报大厦游行示威、焚烧《明报》,高呼“为公理,学生烧《明报》”的口号。
        金庸的内心真是委屈极了。但是金庸毕竟是金庸,倔强耿介,正像他在武侠小说中塑造的大侠人格:“参与江湖事,敢于挺身直言,不为压力屈服”。金庸撰写了大量文章,想“平心静气”地平息这场无端的是非风波。“主流方案”最后是通过了,但金庸却是身心皆疲有着说不出的感慨和叹息。金庸后来作了四首诗来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

参草有感四首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是非轻。
         聆君国士宣精辟,策我痛骂竭愚诚。
        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
        
         京深滇闽涉关山,句酌字斟愧拙艰。
         五载商略添白发,千里相从减朱颜。
         论政对酒常忧国,语笑布棋偶偷闲。
         钱杏包张俱逝谢,手抚成法泪潸潸。
        
         法无下法法治离,夕政朝令累卵苍。
         一字千金筹善法,三番回复问良规。
         难言句句兼珠玉,切望条条奠固基。
         叫号长街烧草案,苦心太息少人知。
        
         急跃狂冲抢险滩,功成一蹴古来难。
         任重道远乾坤大,循序渐进天地宽。
        当念万家系苦乐,忍由百姓耐饥寒?
        哗众取宠浑闲事,中夜抚心可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