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1日,金庸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由此开始了他5年风风雨雨的参政风波。对于这次参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金庸真正可谓是尽心尽力。赴京之前,金庸就写了数篇分量很重的政论文章,表明他的政治态度。
        金庸归纳为四点意见:实际重于理想,经济重于政治,自由重于民主,法治重于平等。
        金庸又指示《明报》印行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附有联合国颁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全文,还有与之有关的若干文件。金庸把近百本《中英联合声明》带到北京分发各位草委参考。
        金庸认为:“为了体现中英联合声明中这一项的规定,对这两个国际公约有详细研究的必要,其中的根本精神和条文,应当吸收入基本法之中。”
        7月4日金庸在全体会议上,作了《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为题的长篇发言,表明和阐述了自己的施政观点。
        在发言中金庸盛赞了“一国两制”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并且表明了他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试验不容许失败的理念,最后明确表示基本法的主体应该是维持香港人原有的“自由与人权”。
        金庸的这一“政治宣言”,深得与会草委的赞许和推重。在随后的对起草工作的规划和步骤、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等问题的讨论之中,金庸也是全身心投入,畅所欲言,成为发言最多的草委之一。这次会议,是金庸第一次在正式的议政场合,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才干。金庸以事实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只会空谈的政治家,如果给以环境和机遇,也许他会在政治领域作出更大的成绩,就像在文学和报业上作出的成绩一样。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
        由于金庸表现的杰出政治施政才干,金庸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中方负责人是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萧蔚云。
        金庸这是第一次在政界担负如此重要的责任。金庸一心想大展身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但是金庸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番热血苦心却招致如此之大的是非风波。
        这就是金庸面临的“主流方案”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