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刘以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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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铃响的时候,陈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电话是吴丽嫦打来的。吴丽嫦约他到“利舞台”去看五点半那一场的电影。他的情绪顿时振奋起来,以敏捷的动作剃须、梳头、更换衣服。更换衣服时,嘘嘘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国人”。换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详镜子里的自己,觉得有必要买一件名厂的运动衫了。他爱丽嫦,丽嫦也爱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他刚从美国回来,虽已拿到学位,找工作,仍须依靠运气。运气好,很快就可以找到; 运气不好,可能还要等一个时期。他已寄出七八封应征信,这几天应有回音。正因为这样,这几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机构的职员打电话来,非必要,不出街。不过,丽嫦打电话来约他去看电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现在已是四点五十分,必须尽快赶去“利舞台”。迟到,丽嫦会生气。于是,大踏步走去拉开大门,拉开铁闸,走到外边,转过身来,关上大门,关上铁闸,搭电梯,下楼,走出大厦,怀着轻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刚走到巴士站,一辆巴士疾驶而来。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冲向巴士站,撞倒陈熙和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女童后,将他们压成肉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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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铃响的时候,陈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电话是吴丽嫦打来的。吴丽嫦约他到“利舞台”去看五点半那一场的电影。他的情绪顿时振奋起来,以敏捷的动作剃须、梳头、更换衣服。更换衣服时,嘘嘘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国人”。换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详镜子里的自己,觉得有必要买一件名厂的运动衫了。他爱丽嫦,丽嫦也爱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他刚从美国回来,虽已拿到学位,找工作,仍须依靠运气。运气好,很快就可以找到,运气不好,可能还要等一个时期。他已寄出七八封应征信,这几天应有回音。正因为这样,这几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机构的职员打电话来,非必要,不出街。不过,丽嫦打电话来约他去看电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现在已是四点五十分,必须尽快赶去“利舞台”。迟到,丽嫦会生气,于是,大踏步走去拉开大门……
        电话铃又响。
        以为是什么机构的职员打来的,掉转身,疾步走去接听。
        听筒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请大伯听电话。”
        “谁?”
        “大伯。”
        “没有这个人。”
        “大伯母在不在?”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
        “三——九七五……”
        “你想打去九龙?”
        “是的。”
        “打错了! 这里是港岛!”
        愤然将听筒掷在电话机上,大踏步走去拉开铁闸,走到外边,转过身来,关上大门,关上铁闸,搭电梯,下楼,走出大厦,怀着轻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走到距离巴士站不足五十码的地方,意外地见到一辆疾驶而来的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冲向巴士站,撞倒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女童后,将他们压成肉浆。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作。是日报载太古城巴士站发生死亡车祸。)

选自《小说月报》1984年7月

        【赏析】 香港老作家刘以鬯先生在其主编的《星岛晚报》副刊《大会堂》上,发表了这篇新颖别致的极短篇小说,立即引起了港岛各界的论争和关注。有人说,小说主人公死了,第一段是明证,第二段只是个“假设”,真为旦夕祸福的主人公之死惋惜。也有人说,主人公最后没有死。第一段只不过是一“假设”,因他求职心切,错接了一个电话,延迟了时间,救了他的命,错得好。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种意见都把小说中的两段故事一作实情一作假设。忽略了小说作为艺术既是从现实生活中来,又都是经过作家艺术虚构而成的假定性世界。应该说两段大同小异的情节合在一起,才构筑成这篇小说完整统一的自足的艺术世界。它以复沓、“重复”的富有凝重韵味的复合结构方式,寓含着“生命在于瞬间”的艺术意蕴,暗示出人生中偶然的因素也可以决定着一个人祸福和命运的哲理。
        重复,是艺术上的大忌,特别是情节上的大段重复,往往标志着艺术上的单调和贫乏。然而,有意的重复,重复中显出不重复,重复处见出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则是艺术技巧的娴熟与高超。《打错了》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重复中表露出作者别出心裁的创新才华。文中两则相对完整的故事都写同一主人公——从美国学成回港待业的大学学士陈熙接到女友的电话,相约同去某电影院看电影。他打扮停当,拉开大门,走到巴士站,巧遇失控的巴士,把站上的老妇、女童撞倒,发生严重车祸。第一则的结局主角陈熙也和巴士站上的老少两人同时罹难,被压成肉浆,酿成死的悲剧。第二则则加上一个偶然性因素,正当陈熙拉开大门,忽然电话铃响了,他急忙返回家接电话,原来是一个想往九龙找人的女人打错了电话,延误了一、二分钟时间,当他赶到巴士站时,恰巧刚发生过这起车祸,压死了老妇和幼童。主人公却幸免于难,很平安地去和女友相见,获得了生的存在。而这个偶然性因素就是时间上的误差。作为叙事艺术的微型小说,总是离不开具体人物、事件所处的具体时间、空间。人物在特定的时空内活动,必然产生相应的结局。如果其中的时间因素发生了变化,将会引起这个自足系统内其他因素的重新组合,导致质的嬗变,产生不同的结局。所以英国作家伊利莎白·鲍温在《小说家的技巧》中精辟地论述说:“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的利用的”。这篇小说就是利用“打错了”这个偶然插入事件,对时间作了重新的调整和分配,才产生死与生两种不同的结局。可见,时间在这里,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
        偶然性,在这篇小说里则是一位更为活跃的关键性角色。有了它的参预,可让主人公由死而变生,改变他的命运。小说家总是抓住这个角色从而敷演出生动奇异的艺术来。但是,偶然性这个不确定的闪烁朦胧的角色,正如作品中“打错电话”这一意外性事件,也仍然包含着必然性的因素。凡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一般说来又会受到内、外部必然性的支配。从主人公的内因看,他走出大门听到电话铃响,如果不是这几天老呆在家里等那些求职处的电话,他不会那样敏感地掉转身、疾步折回去接听。从中反映出他求职的艰难。从外因看,香港这个大环境中,车祸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公害。写这小说的当天,作者所处太古城就发生车祸,触发了灵感,疾思成篇,因此,即使主人公陈熙没有遇上,也会有其他张熙、王熙遇上此类不幸,所以,主人公的偶然性不同遭际正是社会生活的必然反映,偶然中寄寓着必然性的内核,蕴含着哲理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