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战城南》是乐府旧题。《乐府古题要解》说：“其词大略言‘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得葬，为乌鸟所食，愿为忠臣，朝出攻战而暮不得归也。”李白此诗继承古词传统而扩展其意，用来讽刺时事，充满强烈的反战情绪，是一篇具有鲜明思想性的批判现实的作品，诗应作于玄宗后期，确切年代则难于断定。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征引了王忠嗣拒绝执行朝廷攻打吐蕃石堡城的诏令的史实，此为天宝六载(747)事。及八载(749)，哥舒翰终于以惨重牺牲的代价攻占了石堡城。这是玄宗后期发生在西北边地的一场重大战争，《战城南》的写作可能与此有关，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系此诗于天宝八载，大致不错。

 

【全诗】

 

《战城南》

 

.[唐].李白.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

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

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

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

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翻译】

 

去年征战于桑干河源头，今年转战葱河河畔，

曾经在条支海中洗过兵器上的污秽，也在天山草原上牧放过疲惫的战马。

不远万里到这些地方征战，三军将士皆已耗尽了青春年华、衰老无比。

匈奴人以杀戮掠夺为业，古今不知有多少人战死荒漠之中，结果只是白骨黄沙。

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

烽火没有燃尽的时候，那么战争也就没有结束的时候。

荒野上的战斗如此残酷，战败的马匹在战场上悲鸣，而它的主人却被乌鸦和鹰啄食，肠子都挂上枯树枝头。

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到头来也一无所获。

战争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有德的君主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用到它。

 

【赏析】

 

      全诗可分三段。首段写朝廷连年征战：“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这里出现了一连串地名。桑干，河名，源出朔州(州治为今山西朔县)。葱河，即葱岭之河，在今新疆西部。诗中举出东北、西北两个方位对应而相距万里的地方，以见战线绵延之长、战争范围之广。再加上“去年战”“今年战”，更显出战事的频繁。而后，诗人将目光集中到西北边地。条支海，指《后汉书·西域传》所记条支国面临的西海，即波斯湾。天山，横亘于新疆中部，其东段唐时称折罗漫山。洗兵，是出兵的意思。《文选》左思《魏都赋》：“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李善注：“魏武《兵接要》曰：大将将行，雨濡衣冠，是谓洗兵”。放马，即牧马。放马天山，实际是说战争打到了天山，以上地名虽不必以战争史一一坐实，但战争的规模可以想见，而且西域一带正是主战场所在，于是，诗人发出一声浩叹：“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朝廷在遥远的边地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三军将士实在已经不堪了!这是诗人反战情绪的第一次宣泄。

 

       第二段，诗人从另一角度表明反战的态度：“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备胡处，汉论》说：“匈奴，百蛮之最强者也。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捍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诗句由此化出。匈奴在这里指西北边地的游猎民族，他们不事农耕而以杀伤为生，其统治者亦嗜好战伐，常常侵扰唐朝。唐王朝因而不得不象秦汉那样以重兵防边，这是爆发边境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类战争的责任当然不在朝廷，但它毕竟给国家、民族带来了牺牲和灾难，所以诗人也不希望发生。

 

        第三段，极力描写战争的残酷，并表明作者的战争观，既然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于是我们便看到这样一幅怵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景象：“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这四句诗从古词中“野死不葬鸟可食”“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数语化出。诗人之所以要描绘这样一幅血淋淋的恐怖画面，是为了以强烈刺激激起人们的反战情绪，并由此自然引出对战争的评论，发表自己的战争观：“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这可以说是李白的战争价值观。无数战士流血牺牲，弃尸荒野，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无非是换来将军的功勋爵禄。两相比较，后者多么卑微不足道，所以诗人用了“空尔为”这样一个轻蔑的说法。即以石堡之役言：起初玄宗诏问王忠嗣攻取谋略，忠嗣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因而反对发兵，引起玄宗不快。

          天宝六载，董延光献策请攻石堡，诏令王忠嗣分兵接应。忠嗣不得已而奉命，并不尽力，董延光深为不满，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向王忠嗣进言劝告，忠嗣大义凛然地说：“平生始望，岂及贵乎?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见《旧唐书·王忠嗣传》)如王忠嗣者，正是李白所崇敬的将军，可惜朝中此类人物太少了。诗的结句写道：“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这可以说是李白的战争本质观。《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用之。”古兵书《六韬》也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诗将古训移植过来，旨在说明：战争这个制造死亡的东西虽然罪孽深重，但事实上不可避免。他只是希望那些掌握着战争权柄的“圣人”不要轻启战端，这就是天下众生之福了。在这里，诗人显然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最高统治者，即已经变得十分昏庸的唐玄宗：他既然这样地崇尚武力，喜好开边战争，他就早已不是什么“圣明天子”了。

 

       写法上，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句式灵活多变，举凡三、五、七、八、九言，参差不齐，交错为用，使诗体显出散文化的倾向，这给诗人的议论带来很大方便。但从另一面看，散漫中又有整饰，一组组读来，多为排偶句，这则增添了诗的抒情性，使全诗弥漫着一种悲壮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