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口为人罗，白龙乃鱼服。

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

鲸鲵未翦灭，豺狼屡翻覆。

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

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

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

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

遥欣光复美，光武安可同？

天子巡剑阁，储皇守扶风。

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

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

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官。

回舆入咸京，席卷六合通。

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

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

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

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

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

李白平生，萍踪浪迹。他追求自由，反对礼法，在青壮年时期，他可以随心所欲，或隐或宦，取弃自如；而晚年遭逢安史之乱，他只能随时浮沉，身非己有，不能自主，但他不改宿愿，志在济世。他晚年的身世和思想，在这首书怀的叙事古诗中生动地体现出来。

李白晚年虽为时局所左右，但仍以苍生为念。他赞成征讨安史叛军，因而参加永王李磷水军，并欣然赋诗，屡陈报国之热忱。但他怎能想到王子之间争夺帝位，李磷被灭，他亦获罪，在浔阳被下狱，旋被判长流夜郎。但他又未料到因关内大旱而遇赦，于白帝城中途放还，又闻收复两京。身所受者，凶吉皆备，悲喜难言，李白一时万感交集。这首诗叙获罪获释状况，心情是很复杂的。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 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 “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李白此言乃 “引罪自咎，无怨尤之心” (《唐宋诗醇》)。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 “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这是何等襟怀！他痛哭的是： 我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怎么能象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庭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 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 《旧唐书》 中 《郭子仪传》 与 《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 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 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息秀才，未详何人。李白肯与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双铄翁自比。《后汉书》 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 《马援传》) “矍铄”，老而强健貌。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慕，亦作篡。篡，取也。)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 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 “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 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何等积极。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 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 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