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

白云还自散，明月落谁家？

这首五绝，当作于待诏翰林后期。

李白是天宝元年(742年)秋奉玄宗诏入长安的。这之前，他曾在越地剡中 (今浙江嵊县)隐居过，剡中与谢安隐居过的东山所在县上虞是邻县；有人说，李白也可能真的在东山隐居过。李白此前的隐居，实际是求官不成的权宜之计。在隐居时，他也是日夜不忘自己 “济苍生”、“净胡沙”的凌云之志的。现在玄宗诏他入京，他自然感到意外，但也十分兴奋。《南陵别儿童入京》有句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此时真有些喜形于外，飘飘然了。可是到了长安，玄宗仅拜他为 “待诏翰林”，没有给他什么高官重权。李白在长安，只是奉诏写一些应景颂人之作：天宝二年(743年)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命李白作 《宫中行乐词》 八首；仲春，玄宗游宜春苑，李白奉诏作《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暮春，玄宗与杨妃于兴庆池赏牡丹，李白奉诏作著名的 《清平调》 三首；夏，玄宗游白莲池，李白奉诏作《白莲花开序》(此序已佚)。李白在长安实际是一个文学侍从。他之奉诏作诗，与杨妃以色娱玄宗、公孙大娘以剑舞娱玄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本来他这次来长安是要有一番大作为的。他要象东晋的谢安，位极人臣最好，不行，也要干一番“净胡沙”的大事。可是现在求官建业两无成。他怎么能不心灰意冷，执意要归隐呢？再加上他生性孤傲，得罪了高力士等一些权贵，他的处境又很有些不妙了。他之渐渐萌生重归终南之心，完全可以理解。李阳冰在《草堂集序》 中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这是对李白这一时期思想的基本倾向的真实而准确的描绘。李白自742年秋入京，744年春离京，在长安滞留仅一年半有余。大致说，李白待诏翰林前期多思报效，后期则多念归隐。据诗的内容看，此诗写于待诏翰林后期当是无疑的。

这首诗写的是归隐，主题也是归隐。东山本是东晋重臣谢安出世前的隐居之地；山上有蔷薇洞，是谢安游宴的地方；有白云、明月二堂，是谢安隐居的居所。诗中说： 不去东山已经很久了，那里的蔷薇洞，白云、明月二堂不知现在怎样了，是否还样貌依旧，风姿犹存呢？作者思恋东山之情，可谓是溢于言表。李白的思恋东山说明他已重萌归隐之心。李白重思归隐，是他不肯“折腰事权贵”的伟大人格的体现，是他“济苍生”、“净胡沙”壮志难酬的无可奈何的哀歌。从这意义上说，这一首五绝实是李白的 《归去来辞》。当然李白的 “归去来”不是陶渊明式的 “将百事于西畴”、“感吾生之行休” 的消极遁世，他深知” 帝乡不可期”，然而对“帝乡”又并没有完全绝望。如果社稷苍生需要，他还会出山而为仕，择主而献身的。他后来从永王璘军便是一个证明。

所以李白的归隐是积极的遁世，是为了他日 “东山再起” 的积极入世思想的折光。这首诗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双关语用得巧妙、贴切而自然。全诗在字面上并没有点破蔷薇，白云、明月之所指。他把字面之意与字里之意巧妙地嵌合在一起，形成两个双关： 东山的三处景观，不但在局部上与自然风景暗合，就是在总体上，那自然景色却也增添了东山的迷人风采。再说，这种双关的使用，比直接点破所指要高明得多。如果点破，这诗便会索然无味。现在，用蔷薇以添其幽香，用白云明月以增其风韵，这就比直写所指更富于生活美感。而当读者突然明白那蔷薇，那白云，那明月是实有所指，在领略其独具的幽香与风韵之后，便只有赞佩此诗含蕴的宽厚和思想的深邃了。先觉其美而后觉其深，是李白这首诗给予读者的一种独特的艺术感受。这就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歌德曾说过：“没有情感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艺术。”这首诗感情也是极其真挚而深沉的。而这种真挚深沉的感情，又是靠一叠三问以表现出来的。这三间是： 一问蔷薇花开过几回了；二问白云仍是自聚自散吗；三问明月的幽辉可落于谁家；这一叠三问把诗人思念东山之情，急于回东山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力透纸背。恰如一个思归故乡的人，路遇同乡急切探询故乡的情景一样，问得多，问得急，那赤子之心不能不让人感到其如火如荼，如烫如灼的。李白这首诗，也用了这种连问的表现法。从这急切的三问中，读者自然觉得此时诗人不但是归心已定，而且还是归心似箭呢。

李白的诗，自以飘逸闻名。他诗中常出现明月、白云，这足增其神来之作的飘然逸气和仙风道骨。可李白的诗却不常出现蔷薇。这首五绝出现之蔷薇，在李白诗风上是一个突破。这说明李白的诗也有其馥郁馨香，秾艳沉丽的一面。李白诗歌的艺术复杂性也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