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桓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 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 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邪?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之邪?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问，举天下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过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灵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宽厚。文公死，诸侯不敢叛晋。晋袭文公之余威，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何者?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乱涂地，无惑也，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

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书，有记其将死，论鲍叔、宾胥无之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为是数子者，皆不足以托国。而又逆知其将死，则其书诞谩不足信也。吾观史鳅，以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故有身后之谏。萧何且死，举曹参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苏洵一生仕途失意，虽具王佐之材，抱济世之志，却无由自达，其感慨郁愤之辞。多凝入文，故其作文有关任贤用人之篇极多。《管仲论》即为其一。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经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相，对当时的齐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齐国实力大增，国富兵强。对外方面，他采取了“尊王攘夷”的政策，败山戎，逐狄人，“存邢救卫”，又制止了楚人的北进，保卫了华夏的文化，使齐国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公元前651年，齐国在葵邱与各国会盟，正式确立了其霸主的地位。管仲相齐四十余年，终其一生，齐国富强，诸侯不叛。齐桓公有管仲秉政。自己贪溺享受，纵情声色。在其周围聚集了一些屑小之徒，竖刁、易牙、开方就是围绕他的幸佞之臣。竖刁为了接近桓公，自宫以进; 易牙知桓公好味，烹子以献; 开方本是卫国太子，弃千乘之位来投，父丧不奔，皆被桓公爱幸。管仲病重不起时，桓公问以托国之人，管仲请退此三人，以为人情莫不看重自身、爱惜其子、亲于父母，三人所为不近人情，必有他图。管仲死后，桓公逐去三人，却食不甘味，寝不安睡，百无聊赖，遂又复召三人。后来桓公病重，三人果然各拥公子争位，隔绝朝庭内外，弃桓公三月不葬，酿成齐国大乱，从此齐国一蹶不振，失去霸主地位。

这篇史论根据上述史实，引出历史教训，指出管仲未能力荐贤士承袭霸业，导致身后齐国大乱，阐述推荐贤士对于国家强盛安定具有重大作用的道理。

文章首段，作者以极简洁的笔法。将管仲相齐兴霸，死后国乱的一段历史予以交待，紧扣题目，开门见山，为议论的展开进行铺垫。

第二、三两段，作者一反众见，将齐国变乱的责住归咎管仲，指出其未能举贤托国，舍本求末，进不听之言，实肇齐乱。议论的起句立意拔俗，振新耳目：“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欲说其事，先说其理，高屋建瓴，气势陡起，为下文之推进蓄足破竹之势。顺之而下，文章摆出具体的论点：“则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不按其事而推其源，管仲之治齐国，实由鲍叔牙推荐而来; 竖刁等三人作乱齐国，却从未见诸他书曰管仲导之。文章截然推出拂众之说，顿使观点突兀，引起悬念。接下，作者于读者惊愕之后，用“何则”二字一转，顺机剖析其理，侃侃而谈，“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桓公也。“竖刁等三人，本来就是乱国之人，关键是看谁用他们的。这样就突破了常人所见的表面现象，把问题的讨论深入一层，而举用此辈之人的是齐桓公，接下话锋一顿，插入两例典故：“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 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据《左传》说，“四凶”是浑敦、穷奇、祷杌、饕餮四人，他们是虞舜时代的部族首领，因不听管制被流放。少正卯是春秋末期鲁国闻人，孔子任司寇时诛之，后世一直视之为反面人物。“四凶”和少正卯碰到舜和孔子，自会被诛除。接着话锋回到原路上来，“彼桓公，何人也?”意思是那个桓公，是什么人?言外之意，桓公好行淫乐，其德行才识岂能与舜和孔子这样的圣人相比?这样作者将思路又引深一层：“顾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古人云：“责君子亦严”，桓公既然没有圣人之才识自行去除小人，作为相国的管仲，“使桓以得用三子”的责任自然难辞。这样，通过层层推理、步步进逼，使人不由自主被文章论理所折服。接着，作者举出桓公问疾一段故事，加以评论，进一步指明由于管仲之误遂肇齐乱。管仲病重，桓公问他谁可以为相，作者写道：“当是时也，吾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而已”二字。作者不值之情态溢于言表，引起读者急欲知其下文，对此作者论道：“呜呼!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与桓公处几年矣，亦知桓公之为人矣乎?桓公声不绝于耳，色不绝于目，而非三子者，则无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无仲，则三子者，可以弹冠相庆矣。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焉?”这一段话，一声长叹，两句发问，“笔所未到气已吞”，构成强烈的感情色彩;理挟声势，情助理推，剖理未完，其气势已令人倾倒：解明桓公、三子、管仲之间的关系后，末句更将事理点破：“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焉?”令人十信服。随之文章摆出正论：“夫齐国不患有三子，而患无仲。”讲明二者关系，分出轻重，进一步反复辩析：“有仲，则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岂少三子之徒?虽桓公幸而听仲，诛此三人，而其余者，仲能悉数而去耶?”于是叹道：“呜呼!仲可谓不知本者矣”，点明管仲失误所在，提出“因桓公之问，举天下贤者以自代，则仲虽死，而齐国未为无仲，夫何患三子者?”表明自己见解。这样通过诘问，剖解，反复论辩，最后摆出自己观点，逻辑严密，事理清爽，加之喟叹发问，声情并茂，气势沛然，使得议论抑扬生姿，透辟动人。

第四段，文章改换角度，进一步从齐、晋两国霸业的比较中，来论述贤才对于国家的至关重要。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春秋五霸”中开创霸业的两位霸主，两人的声名最为显赫，两国的霸业也最为鼎盛。文章从几个方面来比较两国情况：从开创霸业的国君来说，晋文公才能不及齐桓公;从双方的臣佐来说，晋国诸臣中没有一个比得上管仲，从承继霸业的后代来说，晋灵公(晋文公之孙)是出名的暴虐昏君，厨子烧熊掌不熟，他以铜斗击杀之，令内侍扛抬尸体过朝;筑高台于街市，在台上以弹弓弹人取乐。相对来说，齐孝公昭(齐桓公之子)为人宽厚，大大胜过晋灵公。以上诸方面衡量晋均不如齐，但从霸业来看，晋国“得为诸侯之盟主者，百有余年”;而齐桓公死后，齐国便“一乱涂地”。造成如此不同的根本原因就是晋国“其君虽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老成人，年老成德之人，即阅历丰富世事练达的人。晋灵公时，赵盾、郤缺、士会、臾骈等一班贤臣主政，故晋不堕其霸主地位;而齐国只“独恃一管仲”，管仲一死，其政则乱。这样通过两国间的几方面因素的横向比较，贤才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便昭然突出了。

至此，有人会认为，齐国霸业的陨落是缘于齐国人材的匮乏。史载：管仲病重，其时宁戚、宾须无等大臣已死，鲍叔牙、隰朋等也垂垂老矣，桓公探疾问相。管仲论鲍叔牙“一闻人之过，终身无忘”，谈及他人也“各疏其短”，认为这些人“皆不足以托国”，作者对此斥为“其书诞谩不足信也”。所以第五段开句便提出“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意即天下从来不会没有贤士，只不过是有贤士而没有明君来发现识拔而已。此话从韩愈“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句化来，以责当朝在位之人。管仲相齐四十年，若说他不荐贤士确为冤枉，隰朋、宾段无等人即由他推荐，宁戚牧牛于野。遇管仲而擢拔之。然而此类事多在其秉政之初，以后遂不复闻，等到管仲老病，他人也相继凋零，乃致临终无可托之人。对此，作者举出两例故事来对比： 一例是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夫史鳅，向以耿直敢谏闻名，屡次进谏卫灵公，请用贤臣蘧伯玉而退幸臣弥子瑕，不获采纳，临死之际，让其子停尸窗下，进行“尸谏”。卫灵公来吊唁，终于省悟纳从。另一例是西汉丞相萧何，病重时向汉惠帝推荐曹参继任相位。曹参拜相后，一切法度皆依萧何所定而不加更动，保持了国政的连续性，史称“萧规曹随”。文章借此说明“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因为在当时封建制度“人治”的情况下，国家命运往往“以一人兴，以一人亡”，所以“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把为国擢贤之事提升到个人的生死之上，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齐国之乱，管仲之咎难辞，故文末以“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一句刹住，与前文遥相呼应，紧扣题旨。

这篇文章的一大特点是立意新颖。作为一篇史论，贵在富有创见，言他人所未言; 又不能超越历史事实，发无根之言。管仲是个历史上备受景仰的贤相，苏洵却从其身死国乱这一史实，独辟蹊径，引出深刻教训，从而阐述了贤才对于国家兴盛的关键作用，借古喻今，以擢贤拔能重于个人生死来责在位大臣，立警世之言。

文章的另一鲜明特点是气势雄壮，感情充沛。其起句结尾殊为明显，作者善于将具体的观点，上升为理论，并锤炼为铿锵有力、通俗警辟的哲言，立于句首，使意境上拔，振新耳目。如第二段起句“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第五段起句“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臣而无君者矣。”文章的结尾处也收煞有力，使得文气冲荡回贯，余韵袅袅。如第四段句尾“……彼独恃一管仲，而仲则死矣。”又如全文结尾“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收句均极遒劲，言尽而意未绝，耐人回味，其间行文句式多样，长短交错、诘问兴叹、叙述剖解，也写得疾徐有致，气势浑厚，动人心弦。“通篇总是责管仲不能临没荐贤。起伏照应，开合抑扬。立论一层深一层，引证一段紧一段。似此卓识雄文，方能令古人心服”(《古文观止》)。

第三个特点便是举例精当，对比鲜明，剖析深刻，论理透辟。文章举晋国霸业与齐国霸业相对照，一一比较各方面因素，得出贤才对于保持国家强盛的重大作用。举史鳅、萧何不悲身死，忧国之衰的“大臣之用心”，与管仲之死相比，论证其“不知本者”的咎误，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至于文章的观点明确，语言精炼，“议论精明而断制，文势圆活而委曲”(谢叠山语)则是苏洵的文章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