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洵闻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日：“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其为令尹也，楚人为之喜; 而其去令尹也，楚人为之怒。己不期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岂独恶夫富贵哉? 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为之嚣嚣。嗟夫! 岂亦不足以见己大而人小邪? 脱然为弃于人，而不知弃之为悲; 纷然为取于人，而不知取之为乐。人自为弃我取我，而吾之所以为我者如一，则亦不足以高视天下而窃笑矣哉?

昔者，明公之初自奋于南海之滨，而为天下之名卿。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虏。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戎狄之国，可谓至盛矣! 及至中废而为海滨之匹夫，盖其间十有余年，明公无求于人，而人亦无求于明公者。其后，适会南蛮纵横放肆，充斥万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于民伍之中，折尺箠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乂安。夫明公岂有求而为之哉?适会事变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禄至。明公之于进退之事，盖亦绰绰乎有余裕矣!

悲夫，世俗之人纷纷于富贵之间，而不知自止!达者安于逸乐，而习为高岸之节，顾视四海饥寒穷困之士，莫不颦蹙呕哕而不乐;穷者藜藿不饱，布褐不暖，习为贫贱之所摧折，仰望贵人之辉光，则为之颠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与语于轻富贵而安贫贱。何者?彼不知贫富贵贱之正味也。惟天下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者，而后可与语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于富贵者，我知之矣，而不敢以告人也。

富贵之极，止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果谁为之名?岂天为之名邪?其无乃亦人之自相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于卿、大夫，而下至于士。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盍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名四者，其初盖出于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号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者，果出于人之私意所以自相号呼也，则夫世之所谓贤人、君子者，亦何以异此?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此二名者，夫岂轻也哉?而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而况以与三公争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于南海与夫今者之为东诸侯也，君子岂有间于其间，而明公亦岂有以自轻而自重哉?洵以为明公之习于富贵之荣而狃于贫贱之辱，其尝之也，盖以多矣。是以极言至此，而无所迂曲。

洵，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然其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矣; 而独明公之未尝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是以不得不见。

伏惟加察，幸甚!

庆历七年(1047)，38岁的苏洵首次到汴京参加进士及茂才异等考试不中，返乡后闭门不出，苦读经史。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二次入京，晋谒枢密使韩琦、翰林学士欧阳修等人。本文便是苏洵在汴京期间写给任青州知州的余靖的一封信。信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余靖那种超脱世俗，将富贵贫贱、荣辱进退等闲视之的君子之风的仰慕和称颂，体现了作者对趋炎附势、追求荣禄的庸俗小人的鄙视和弃绝，是一篇书信体的议论散文。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 (今广东省韶关市) 人，进士出身，曾任赣县尉、秘书丞，因几次上书言事受到赏识，升至集贤校理。仁宗景祐三年(1036)，革新派代表人物范仲淹因上书抨击时政，得罪了权相吕夷简，遭贬饶州。当时满朝文武畏惧吕的权势，无人敢为范说话，独余靖挺身而出，仗义直言，为范辩解，被贬为监筠州酒税。余因此声名大振。后余又屡次上书，提出严赏罚、节开支等建议，均被采纳，又升至知制诰，曾奉旨三次出使契丹，缓解了当时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余靖精通契丹语，但因作番语诗遭劾，再度贬官，回乡赋闲达十余年之久，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南蛮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陷邕州，又沿江而下，连克横、贵、浔、龚、藤、梧、封、康、端九州，余靖复被起用，任安抚使，与大将狄青率兵征讨，大获全胜。官至工部尚书。其一生坚守道义，看重气节，刚正不阿，升迁不以为喜，贬谪不以为怒，为宋代有名的贤士。

信文由称赞楚国名卿令尹子文的品行开始。子文姓斗，名谷於菟，字子文。他曾先后三次被任命为相，但并不为此而自喜，又三次被罢免，亦不为之而怒，而是泰然处之，听其自然，是位德高望众的贤者。因此楚国人称赞他的品行“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苏洵认为： 令尹子文并非厌恶功名富贵，而是深知这些东西并不是单凭主观追求就能够得到的，因此他能安然自得，并不因此产生情绪上的变化。而那些楚国人却“为之嚣嚣”，道德品质的高下由此可鉴。

作者盛赞春秋时期的名贤，意在褒奖当朝的名卿，作者由余靖鼎盛之时说起：“当其盛时，激昂慷慨，论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契丹，奉使千里，弹压强悍不屈之虏，其辩如决河流而东注诸海，名声四溢于中原而滂薄于戎狄之国，可谓盛矣!”一旦失势，立刻一落千丈，沦为“海滨之匹夫”凡“十有余年”，然而余靖对此并不以为然，到南蛮作乱之时，余靖又挺身而出，受命于危难之时，而且不负众望，率兵平定了骚乱。余靖并非汲汲追求富贵名禄，然而有了机遇，取得了成功，官爵、利禄自然就送上门来了。余公对晋升、退位之类的事可以算是想得很开的了，他的爵禄、地位的起伏变化不能说不大了，可是他却能不以富贵为荣，不以贫贱为耻，以不变应万变。苏洵在这封信中高度评价了余靖的德行，特别是他对进退之事的豁达态度。

与余靖对待富贵荣禄的态度相比，那些凡夫俗子就大不相同了。苏洵对那些汲汲于富贵，凄凄于贫贱的庸人俗子给予了有力的批判：那些仕途得意，功成名就的人只知道自己享乐，一见到贫困潦倒的人便皱着眉头，恶心得直要呕吐。而那些仕途不顺，处境寒酸的人往往自轻自贱，见到达官贵人便张惶失措，不知怎么才好。作者在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庸俗之辈的丑恶的面目之后尖锐地指出：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富贵贫贱的真正涵意，与这样的人谈论“轻富贵”、“安贫贱”的问题简直是对牛弹琴。只有那些道德修养高深，对富贵带来的荣耀和贫贱带来的屈辱都同样习以为常，安然处之的人，才能同他们探究如何对待荣辱贫富的问题，在苏洵看来，余青州余靖便是这样一位有着高深道德修养的贤人君子。

为深入阐发自己关于富贵贫贱的主张，苏洵又将笔锋转向了人们的世俗偏见上。他指出：人间富贵之极，莫过于天子之相，而天子之相也绝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由人们给命名的。天下的官吏，无非是公、卿、大夫、士四等，“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为也，而亦自贵之。天下以为此四者，绝群离类，特立于天下，而不可几近，则不亦大惑矣哉?”人们自己给他们命名，然后又把他们看成高贵非凡，无与伦比，这不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吗?至于贤人、君子则不然，只能是“有才者为贤人，而有德者为君子”。在苏洵看来，官爵与品德才能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位尊未必才高，地位卑贱未必德行低劣。而那些凡夫俗子则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眼中，只有那些官高位显的公卿士大夫才有资格成为君子、贤人。按照这种逻辑，谁在台上受到重用，谁的品行、才能就卓越超群，一旦被上峰罢免了，也就成了品行低下的小人，所谓“今世之士得为君子者，一为世之所弃，则以为不若一命士之贵”也。其荒谬之处，毋庸赘述。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道理，作者又引余靖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余靖当年失势之时，隐居南海达十年之久，如今又在青州任知州，可谓历尽沧桑了。可是作为君子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不能说在南海闲居时不是君子，有了官爵，就成了君子。余靖一生几起几落，经历了升降迁徙的变化，享尽了富贵带来的荣华和贫贱带来的屈辱。因此他能够轻富贵，安贫贱。苏洵同他讨论富贵贫贱之得失可以畅所欲言，不必拐弯抹角，有所顾忌。

最后，作者向这位仰慕已久的名卿贤士表明了自己求见他的缘由。苏洵说： 自己不过是“西蜀之匹夫，尝有志于当世，因循不遇，遂至于老”。在他眼中，天下之士，不过五六人而已。这五六人中，他已大体见过了，唯余青州末见，常以此为憾。此次来京，适逢余靖来京上朝，机会难得，因此请求一见。苏洵在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中写道：“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可见，苏洵心目中的贤人君子，即指范仲淹，富弼、尹洙、欧阳修、余靖和蔡襄等人。当时范、尹已故。富弼又贵为天子之相，实难谒见。因此诚心求见，如此盛情，实难推却。

苏洵求见余靖，上书言志，亦有求荐之意。大凡有求于人之书，常免不了有奉承取悦的词语。苏洵虽对余靖亦有所求，但在信中却绝无阿谀谄媚之辞，也毫无矫柔造作之笔，完全是自己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文中虽然也有对余靖的溢美之辞，但都极有分寸，措辞得体。信中言辞委婉曲折，情致绵密，言真意切，不卑不亢，感情真挚、动人。

信的主要内容是作者表达自己对余靖轻富贵、安贫贱的君子之德的仰慕之情。作者并不在直接描写余靖如何升迁不喜，贬斥不怒上花费过多的笔墨，而是运用多种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去表现余靖的精神风貌，高风亮节。首段讲春秋贤士令尹子文“三以为令尹而不喜，三夺其令尹而不怒”来衬托余青州不看重名利得失。二段以余靖本人宦海沉浮的经历，正面表现余靖不以进退穷达为喜忧的博大胸襟。三段用凡夫俗子对待富贵、贫贱的庸俗态度，反衬出余靖的豁达大度和清高的人品。最后又以公卿大夫同贤人君子相比较，批判世俗的偏见，强调要以品行、才能来衡量人，而不能仅从爵位的高低来看人，概括了全文的主旨。文章条理明晰，议论透辟，精致细密，气势充沛，实为老苏的一篇得力之作。后人对于此篇多有评骘，明杨慎说：“写出有道者胸次，优游独得，超然物表之致，令人击节欣赏。”王阳明则说：“老泉行文多各自为片段，与东坡文体不同。此书独一意到底，气势弘放，有一泻千里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