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阴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 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这篇《辨奸论》 自传世之后，便立即引起争论，时至今日，争论仍未停息。争论的问题不在文章的内容和表现，而在谁是它的作者。对于这种争论，我们姑且不论，且看本文。

这篇文章题为“辨奸”，即辨别奸佞，实是谴责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其倾向性是相当鲜明的。文章从常理常情出发，阐明欲辨奸佞，应“见徽知著”，而要做到“见微知著”，必须是“静者”。所谓“静”，即无“好恶乱其中”，“利害夺其外。”也就是说，心中不能有“好恶”的情感，自身不能有利害的关系。整个文章虚起实应，结构严密，脉络鲜明，语句偶、散并用，既整齐又有变化，颇见功力。

文章的开头说：“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语起首，推出一个普遍性的常理常情，即事物的发展有其必然的趋向，真理的存在有其规律的法则。对此，只有“静者”才能“见微而知著”。这三句暗示王安石会把天下搞乱，只要静观默察就会看出问题。从虚处入手，领起全文。紧扣这开头三句，接着由虚入实，将天地阴阳与人事理势比较，进一步发挥：“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月晕是月亮周围的水气大而出现的晕光。这是要刮风的预兆。础，房屋柱下的石头，础润即俗称的石头出汗。这种现象表示将要下雨。这种天地变化的规律，人人都知道，这是一般常识。人事的变化，事理的发展，它们难于认识的程度，不可测的变化，同天地阴阳之事比较起来，应该说是容易认识的。那么，有些贤者偏偏不认识，那原因又是什么呢?“贤者”这里暗指欧阳修，据说欧阳修曾劝苏洵要主动地接近王安石，意思是说欧阳修在对待王安石的问题上缺乏认识。这里运用了两个对比： 一个是天地阴阳与人事理势的对比，一个是常人与贤者的对比，在对比中，点出人事理势比天地阴阳容易了解; 点出贤者比常人糊涂。两个对比还有递进的关系。常人能认识不易掌握的天地阴阳之事，贤者却不能认识容易了解的人事理势，更把“贤者”的愚庸形容得突出了。这样，必然引起一个问题：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文章答道：“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即贤者所以不能认识人事理势，主要是因为陷入利害关系中，而主观上又有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

接着引用史实予以证明： 一个史实是晋代的。晋代的王衍当尚书令，喜好清谈，不务实际，山巨源在王衍小时，就感叹道：“是哪个老婆子，生了个这么聪明的孩子，但是，将来误国误民的恰恰是这个小家伙。”另一个史实是唐代，唐德宗时，卢杞当宰相。郭子仪因功封为汾阳王，郭子仪在接见宾客时，姬妾不离侧，唯卢杞来访时，郭子仪姬妾都藏起来。有人问其原因，郭子仪说：“卢杞貌丑心险，姬妾看见他就会笑，将来卢杞得志，就会报复。我一家子便完了。”《辨奸论》引证这两个“见微知著”的例子后，随后对例子进行分析：王衍尚清谈，容貌言语有使人迷惑的地方，但其人没有私欲，比较豁达，即没有卢杞的狠毒。如果晋惠帝是个一般的皇帝，即使有百千个王衍，也不会将天下搞乱。这里讲晋惠帝不是明主，实际是暗示宋神宗是个明主。明主偏偏重用王安石，也是暗示王安石的不同一般“奸佞”了。卢杞心地阴险，足能败坏国家，但他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惑世，如果不是唐德宗昏暗，又有谁重用他呢?这里又是下文的伏笔，用唐德宗反衬宋神宗是有为之君，思欲治理天下。分析之后，又说“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这是对山巨源，郭子仪的“知人”进行的评判。说他们只推断了王衍、卢杞的将来，未考虑“人君”的因素。所以，他们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如果没碰上晋惠帝、唐德宗这种糊涂皇帝，王衍、卢杞是不会得逞的。从文章而言，可以说是写得勾连紧密、明暗结合、丝丝入扣。

随后文章进入对王安石本人及对宋神宗的分析，由虚及实：“今有人”的人是指王安石。说他“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阴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胜言哉!”总之，这是说王安石既有王衍的聪明才辨，又有卢杞的阴险狠辣，是个少有的“大奸大恶”，却不容易被人认识。然而，王安石虽不易认识，并非不能认识。脸脏了要洗，衣脏了要换，这是人的常情，但王安石相反。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囚首指不梳头;丧面，指不洗脸，据史称王安石生活俭朴，不尚奢华，迷于读书理事，常常忙得忘了洗脸换衣。这是文章所列的“见微”。王安石的这些举止是违背常情的。《辨奸论》就是以此之“微”，推断王安石必会误国。其理由是“凡事不近人性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竖刁、易牙、开方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大臣，齐桓公任用管仲，其国富强，管仲死后，竖刁等人当权，齐国便走向衰败。文章就是以此之“微”为依据，推导其所谓“著”的。其实，爱清洁与政治态度并无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讲卫生的未必就是“大贤”，不讲卫生的未必就是“大奸”。《辨奸论》以此推导，在逻辑上是不严密的。从常情常理予以判断后，文章又扣入本人，指出王安石这种人很能让人迷惑。即使是“愿治之主，好贤之相，”也会选用他。那么，他的祸乱天下，更是必定无疑的了，“非特二子之比也。”再次扣到王衍、卢杞身上，行文实属严实。这几句是规劝宋神宗不要重用王安石。结尾以感慨出之。孙子说： 会用兵的人，没有赫赫战功。孙子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会用兵的人不想建战功，耽心战争会伤害人命。为了不伤人命，宁可不建功勋。如果不用王安石，那么，我的预言就不会得到印证，王安石虽有不遇之叹，但天下安定。相反，如果重用王安石，天不遭受祸乱，我的预言实现了，我却会得到善于知人的好名声，那就可悲了。吴楚材、吴调侯在这后面批道：“结得淋漓感慨。”

从全文而论，整个结构是相当严密的。如紧紧扣住中心“见微而知著”，不枝不蔓、运用王衍、卢杞的例子，不是简单地以史实作论据，用完就抛开，而是一用再用，前后一再呼应，这使文章显得紧凑。从语言而论，用字简洁，几乎一字数用。如指出贤者不知人事理势的原因是“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仅十一个字，便将主观、客观的原因归纳起来了，相当准确、中肯。至于攻击王安石的变法，这是宋代的不同政见之争，今天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是应该肯定的。《辨奸论》的观点失之偏颇，并不可取。是非已有定评，这里就不再饶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