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何如人而已。议者常曰：将与相均。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国有征伐而后将权重，有征伐，无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轻。相贤耶，则群有司皆贤而将亦贤矣。将贤耶，相虽不贤，将不可易也。故曰：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

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为将者大概多才，而或顽钝无耻。非皆节廉好礼不可犯者也，故不必优以礼貌。而其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则?豪纵不趋约束者，亦将之常态也。武帝视大将军，往往踞厕，而李广利破大宛，侵杀士卒之罪，则寝而不问，此任将之道也。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为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

古者相见于天子，天子为之离席起立。在道，为之下舆。有病，相问。不幸而死，亲吊，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变，天下大过而相以不起闻矣。相不胜任，策书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栈车牝马，过以思过矣。夫接之以礼，然后可以重其责而使无怨言。责之重，然后接之以礼而不为过。礼薄而责重，彼将曰： 主上遇我以何礼，而重我以此责也。甚矣，责轻而礼重，彼将遂弛然不肯自饬，故礼以维其心，而重责以勉其怠。而相者，莫不尽忠于朝庭而不恤其私。吾观贾谊书，至所谓长太息者，常反复读不能已。以为谊生文帝时，文帝遇将相大臣，不为无礼，独周勃一下狱谊遂发此。使谊生于近世，见其所以遇宰相者，则当复何如也。夫汤武之德，三尺竖子，皆知其为圣人，而犹有伊尹、太公者为师友焉，伊尹、太公非贤于汤武也。而二圣人者，特不顾以师友之，明有尊也。

噫! 近世之君，姑勿责于此，天子御坐，见宰相而起者有之乎? 无矣。在舆而下者有之乎? 亦无矣。天子坐殿上，宰相与百官趋走于下，掌仪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虽臣子为此亦不过。然尊尊贵贵之道，不若是亵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礼，则其罪之也，吾法将亦不得用。何者? 不果于用礼而果于用刑，则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过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镇。此其弊皆始于不为之礼。贾谊曰： 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诛而安忍弃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则其臣有所不为。武帝尝以不冠见平津侯，故当天下有事，朝庭忧惧之际使石庆得容于其间而无怪焉。然则必其待之如礼，而后可以责之如法也。且吾闻之，待以礼而彼不自效以报其上，重其责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者，天下无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报其上之为利? 宰相利其君之不责而丰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禄位，成其功名之为其福，吾又未见去利而就害，远福而求祸者也。

苏洵在北宋的政坛上名声不大，他没做过什么大官，虽当了几天的秘书省校书郎和霸州(今属河北省)文安县主簿。并且常常埋头写作，不大理政务。以政治态度而言，苏洵不如司马光等那样因循守旧，常有些改革的主张。尽管他没有参议大事的机会，却爱从“治国平天下”的大局着眼，喜欢纵论古今，他在他的重要著述《论衡》、《权书》、《几策》中、围绕国家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弊病，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任相》、《御将》、《养才》等等，便是这类的文章。

《任相》议论的是如何任用宰相的问题。这篇文章运用对比论证的方法，写得层次分明、鲜明透彻，颇有说服力量。全文分为四层论述。

首先，强调任相的重要性。“古之善观人之国者，观其相何如人而已。”这个开头简单明确，立刻把“相”的重要性点了出来。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只要看看宰相是什么样的人就行了。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宰相就能断定国家的面貌，“相”与“国”并提，宰相的地位便不言自明了。苏洵的文章很少单纯正面论述的，他常常采用辩驳的方式，从辩驳中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任相》也如此。他抓住有些人关于“将与相均”的说法，加以辩驳说明。他先用“将，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侔，并列，相比的意思。)为什么?苏洵提出两点理由。国有征战才有将，相呢?“不可一日轻”。另外，“相贤”，“将亦贤矣。”相反，将贤，“相不贤”，那么，“将”却不能去掉不贤的相。这是第一层，在将相的对比中，阐明“相”的重要。而且从驳“议者”方式进行，故显得有力，具有论辩性。第二层论述“任相之道”。还是与任将对比论述。“将”的特点是“多才”。有的将“顽钝无耻”，不是每个将都是“节廉好礼”的，因此，对“将”不必优以礼貌。”将犯了错误，也不要用“常法”去要求。为什么呢?因为将的常态是“豪纵不趋约束者。”并以汉武帝对“将”的事实予以证明：“武帝视大将军，往往踞厕，而李广利破大宛，侵杀士卒之罪，则寝而不问。此任将之道也。”大将军即卫青。《史记》记载：“上踞厕而视之。”厕，床边的“便桶”也，汉武帝坐在“便桶”上同大将军说话，很是随便，苏洵认为这是“轻视”。其实，汉武帝当时如此，恐怕是因病，但遇事又急，是莫可奈何的失礼。李广利也是汉武帝时将军，汉武帝宠姬李氏的哥哥。武帝想封之为侯，拜李广利为贰帅将军去攻打大宛，希望攻下贰师城后，掠夺当地的好善，故任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后来，因李广利有功封为“海西侯”。李广利攻破大宛后，“侵杀士卒”，武帝对他没加问罪。苏洵认为这是不以“常法”御将。其实，从汉武帝而言，恐怕是因李广利是国戚，因而枉法优容。这里，苏洵如此运用历史资料，显然是“以史为我用”的结果。故此，苏洵以汉武帝对待卫青和李广利的故事来证明对“将”不必优以礼貌”，将有“不羁不法之事”，“则亦不可以常法御”，也就不能说是没道理的了。那么，“任相”与“御将”不同，因宰相一定是“节廉好礼者”，所以“接之以礼而重责之”。这一层，提出“任相”的方法： 一是以礼去尊重他; 二是以“重责”去控制他。

第三层用古代天子对宰相的使用事实来证明自己总结的方法。在古代，宰相去谒见天子，天子要站起来; 在道上碰见了，天子要下车; 有病，天子要亲自去问候; 死亡，天子要亲临吊唁，对宰相礼遇亲厚之至。宰相有了过错，也不应偏袒。如天地大变，天下出现重大差错，那宰相“以不起闻矣”。宰相不能称职，只一道诏书，就能罢免成为平民百姓。宰相有其他过失，用辆小马车就可送他回去思过。“礼”与“责”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平日敬之以礼，那么，他有过失，即使重责，因此他也会没有怨言。责罚得重，然后以礼待之，也不能说是过分。如果责罚轻，礼待重，宰相就会疲塌，不肯约束自己。所以，用“礼”是笼住他的心，用“重责”就是防止他怠惰，“礼”与“责”互用，宰相就会忠心耿耿于朝庭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私利。接着，借汉文帝四年，将绛侯周勃下狱，贾谊发感慨的事实，感叹贾谊若生于近世，还不知该怎么样呢。因为汉文帝对将相总的来说是“以礼待之”。即使将周勃投之于狱，不久就赦免了他的罪。苏洵是感叹他那个时代，皇帝对宰相的态度远远没汉文帝好。论证到此，可能有人会问： 天子对宰相为什么如此呢?是因为宰相比天子高明吗? 苏洵虑及于此，予以澄清。他用汤、武礼敬伊尹、太公为例，指出商汤、周武的德行，连小孩子都知道他们是圣人。但伊尹、太公仍然受到礼敬，这不是因为伊尹、太公比汤、武高明。而是因为表示对宰相的尊重，使宰相有权有威，能指挥上下，谋定国事。所以，礼敬宰相，不在于君主是否比宰相有能力，而在于对宰相如何任用。这样，论述便自然严密而无漏洞了。

苏洵的文章往往针对时弊而发，所以，《任相》的第四层则褒贬现实了。

“近世之君”、见宰相不起立，在道上不下车，天子坐殿，宰相与百官一样，由掌仪官直呼其名，像郡守召唤吏胥。宰相也是臣下，从这点说，天子如此对待宰相并不过分。但从尊尊、贵贵的规矩来说，这样对待宰相却是轻慢了。接着，苏洵深入议论道： 平日不能待之以礼，那么，有了问题也不能用法去处治宰相。为什么呢? 不用礼，光用刑，就不能使人心服。按“法”而言，犯了什么罪就要用什么刑，一直到罢免其宰相的职位。如果犯了什么罪，而不加相应的刑，只是削一级官，还可以到地方任藩镇，这弊病不是由于用了刑罚，而是由于没有用“礼”。苏洵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了两个论据： 一是引证贾谊的话; 二是用历史事实。贾谊说，“中罪自弛，大罪自裁。”按道理该这么办，但是别人不杀自己，谁愿意自己杀自己呢?也就是说，人君平日没用礼待宰相，宰相有过失，也不会自己处罚自己。只有人君以礼待之，臣下才会“有所不为”。历史事实，还是汉代的。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武帝常常光着头，不戴帽子接见公孙弘，这是失礼的表现。因此，当天下有事，朝庭惊忧，有石庆这样的人出现就不足为怪了、石庆为内史，他是石奋之子。汉景帝时，石奋及其四子都食俸二千石，故号石奋为“万石君”。他们的特点就是无比的恭谨。到武帝时，赵绾、王臧获罪，太后认为儒者文多质少，只有万石君不说话，只做事，便命石庆为内史，石建为郎中令，他们在皇帝身边，遇到该谏诤的事，一定要屏退旁人，才肯开口，如果在殿堂上，却都装出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样子，因此受到武帝的宠信。这其实是种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不正常，是由于武帝没待之以礼的结果。苏洵再次强调一定要先待之以礼，然后才能责之以法。待之以礼而受者不效力报答人君的，重之以责而受者不自勉以求保全身命的人，天下是没有的。人君与其傲然在上，不礼遇宰相，妄自尊大，不如让宰相自觉地报效朝庭。宰相觉得人君不责自己便猛求私利，怎能比得宰相害怕责罚因而自我警惕呢?世界上没有躲开好处而去找例霉，远离幸福而求取灾祸的人啊!

《任相》在后面两层里，将古之天子与今之人君对比，展开论证，相比之下，孰优孰劣，自然鲜明。这正是对比论证的第一个好处。同时，前边用“任相”与“御将”对比，后边用古今人君对比，论证起来，层次也显得格外清晰，这篇文章也象苏洵的其他文章一样，大处着眼，反复辩诘，这与对比手法的运用有关，因为对比总是两两平行的，平行中自然包含反复，这样，反复是从对比中来的，故不显重复。读者多读几遍原文，这些特点便不难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