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

内翰执事; 洵布衣穷居，常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长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也，吾何忧焉? 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 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复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忧有四人也，则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已，洵也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书，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别。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 嘻! 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本文作于宋仁宗嘉祐元年 (1056)，是苏询携其二子苏轼、苏辙重游京师时，写给欧阳修的一封信，同时呈上《洪范论》及《史论》七篇文章，以求赢得欧阳修的赏识，进而望其举荐。欧阳修为当时文坛领袖，名满天下的朝廷显贵; 苏洵乃偏远蜀地的一介书生，未尝入官的平头百姓，两相比较，有天壤之别。今以文求通于欧阳修，于常理而言，苏氏自当极尽艳词美语，大加称颂欧阳修一番，以博取欢心。然而，《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却并未采此下策，文章以纡徐委备的笔触，首先历叙了在朝诸君子离合之状，感慨悲哀之情溢于文字间，谀词夸语未曾见诸笔端，却内涵无限的赞誉，反复道来并无厌烦之感，反而益觉其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段至末尾，突出欧阳修，文势沛然而至，无丝毫突兀晦涩之笔，为文之妙，令人心服! 文人二段，着意赞美欧阳修之文，但不是一味拔高其能，用空洞的言词颂扬欧文之美，而是以世所公认的大文豪孟子、韩愈、李翱、陆贽相衬托，通过对他们公允和恰如其分的评价，显现欧文的出类拔萃。本段处处埋伏着夸赞，然而又找不到一句过份的誉词，甚至提到欧阳修的地方都不多，作者着意评品孟、韩、李、陆四君之文，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以这种写法抬高欧阳修，其效果远较直叙欧公之文如何美妙高绝为好。紧接着的第三段，书归正传，述及自己。苏洵历叙了求学为文的经历，言词恳切，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自己，无半点卑躬屈膝，求人怜悯之状，如同与知已倾述衷肠，读后使人久怀不忘。

古来身处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每以艳文自荐其能，而其中为人称道者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受荐者固然有责任，但比较起来，自荐者刻意求媚，才低文拙，反是不被起用的主要原因，如李白《与韩荆州书》、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可谓求举荐文中之佼佼者。其共同特点是，与致书人相比，李白、苏洵、苏辙都是位卑人微，但又自负其才，而不甘居人下，他们欲求“闻达于诸侯”，却又无门路可寻，除了走自荐之路，别无他途。为求取进身之阶，他们驰骋藻思，以奇特之文干其“当轴者”，希图拔识和起用。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较李白、苏辙两书，求人举荐之心更切。然而，作者的这种心情并没有落至笔端，他文词委婉恳切，不卑不亢，语调和缓，文笔周密委备，绝无阿谀奉承，谄媚取悦之语，毫无半点虚假造作，读之催人奋进，堪称书信体又一不朽名作。

本文尤为精华者，是对孟子、韩愈、李翱、恰如其分的评价，从比较中见出特色，突出欧文，公允精到，赞誉之极而无谄媚之嫌。作者为文本意，是称赞欧阳修之文，如果直接入笔盛誉欧文，就会空洞而泛味，易使人厌烦，他选择了另一种行文方式。当苏洵言及孟子文章时，评论到“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以其言对照孟子之文，确乎如苏洵所言。今观《梁惠王章句》、《公孙丑章句》，文字无多，寓意深刻，未见动人心魄之言，却有着无可抗拒的逻辑力量。苏洵说孟文“其锋不可犯”，实在是反映了盂文的风格。谈到韩愈，苏洵有更为精当的评语，说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欧阳修是北宋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为力革时文积弊，与尹师鲁一道，广为收集当时已濒临失传的韩文，重新整理刊刻，一时间广为流传，同时又借掌贡试之机，大力倡导行古文弃骈文，文风由此转变。熟读古文，尤其是韩文，是每个有志于仕进举子的必为之事。苏洵也毫无例外地刻意钻研韩文。从韩愈的文章看，苏洵置评可谓语语中的，句句是韩文的特色。在言过韩、孟之文后，苏洵紧接着论及欧文，这一安排颇费作者苦心。天下谁人不知韩、孟，其文已早有世论高评，苏洵将欧文与其并驾方轨，等量齐观，正如苏洵断言的那样，“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苏洵称颂欧文，不因其欲晋谒欧公本人而超实溢美，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评骘，这是本文为历代人们所偏爱的原因之一。谈到欧文，苏洵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今观欧文，上述评价，非常公允。在谈到李翱及陆贽文，作者也做了恰当的评价，但其格调显然比韩孟低了一等，说李翱文“有执事之态”，陆贽文“有执事之实”，其言外之意，实际是说李、陆二文只是具有欧文的某些优点而不是全部。苏洵在阐述欧文“无下之人莫不知之时”，包括自己的赞誉对象欧阳修一共涉及五个人，而欧阳修居其中，上有韩、孟相并列，下有李、陆相映衬，欧阳修地位如何，由此可想而知。这种由文章品评誉人笔法，较之直来直去的夸赞，高明何止百倍!从苏洵对欧文的品评中，也印证了他所说对名满天下的欧文“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并非虚语。

本文语言流畅，用词准确精当，尤其是某些关键词语，堪人玩味，体现了苏洵高超遣词措意的技巧。如“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中的“毛发丝粟”及“纷纷”二词，写得很形象传神。“毛发丝粟”都是极轻微之物，多不为人所重，“纷纷”二字形容数量之多，作者以此相比君子合而为治的威力，特别精当传神，同时还暗含了君子处世“合必离，离必合”的说法。又如“……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中的“叫呼扳援”，四个动词连用，一下子使苏洵与欧阳修的距离拉近了，一意翻为数层，既表现了对欧阳修的敬重，也说明对欧阳修可堪仰赖。再如“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而其胸中豁然以明”句，其中的“惶然”、“骇然”、“豁然”都是作者精心挑选的关键词语，把整个潜心为学，由疑惑到惊异直至解悟的全过程很准确地描摹出来，堪称以少总多之笔。

欧阳修看过苏洵的书信及文章，慧眼识英，认为胜过汉代贾谊、刘向之文，特为撰《荐布衣苏洵状》力荐于朝廷，苏洵由是名声鹊起。难怪这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被后人誉为“老苏先生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