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原文](节选)
庄公问晏子曰:“威当世而服天下,时耶?”晏子对曰:“行也。”公曰:“何行?”对曰:“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服天下]。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己。”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穷处。
公任勇力之士,崦轻臣仆之死,用兵无休,国罢民害,期年,百姓大乱,而身及崔氏祸。
庄公将伐晋,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养欲而意骄。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公作色不说。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
庄公终任勇力之士,西伐晋,取朝歌,及太行、孟门。兹于兑。期而民散,身灭于崔氏。
景公举兵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婴闻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 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无以安国,厚藉敛,意使令,无以和民。德无以安之则危,政无以和之则乱。未免乎危乱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国,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也。其君离,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则义厚而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
公曰:“善。”遂不果伐鲁。
景公伐莱,胜之。问晏子曰:“吾欲赏于厘,何如?”对曰:“臣闻之,以[臣]谋胜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羡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用力者不伤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
于是,破莱之臣,东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独擅名,利下流也。
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 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
[鉴赏]
《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有内外篇共8卷,215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晏子》八篇”,列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也列入儒家类。唐柳宗元因该书旨尚兼爱、非乐、节用等,“疑其墨子徒有齐人者为之”,应归墨家。自此以后,《晏子春秋》的真伪、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是在晏婴死后若干年,后人博采史料和民间传说编写而成的,编写者的基本思想似属儒家,同时也受到百家影响,尤其是汲取了墨家的不少主张。成书年代在战国之末或者秦汉之际。
晏婴(?—公元前500年),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前后执政50余年,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善于辞令,遗闻轶事很多。
《晏子春秋》一书,较全面的代表了晏婴的政治社会思想。晏婴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初期,他站在旧贵族的一边,希望利用礼来约束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田氏,来保障“君强臣弱”,来防止“臣富主亡”。具体的说,即是希望把田氏限制在“大夫不收公利”的范围之内。同时,主张省刑薄敛,提倡节俭,以减轻人民负担,保全人民生命来看,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他又反对“朝居严”,而要求上不聋下不瘴,……要求统治者适当地听取来自下层的意见。
《晏子春秋》专论军事的篇章很少。从上面所选录的5篇来看,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方面。
一、强调以仁义服天下
在本文第一篇《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里,晏子说,安仁义则能服天下,背仁义则不能服天下。在第二篇《庄公问伐晋》里,提出“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把立德放在首位;没有德行,战功只会招祸。第三篇《景公问伐鲁》则歌颂了周礼的忠实实践者——周公之子、鲁之始祖伯禽的德政及其遗风,赞美诗书礼乐之邦的鲁国是“好义而民戴之”,坚决反对攻鲁。
二、提倡“用兵,为众屏患”
第五篇《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里,晏婴说:“强不暴弱,贵不凌贱”、“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就是说,强大的不虐待弱小的,地位高贵的不凌辱地位低下的,不凭着威势和强大使自己凌驾于他国国君之上,不凭着国土的广大去兼并他国的土地。运用法制,是为了替世人禁止暴行,使用武力,是为了替百姓消除祸患,这样,百姓不会厌烦自己的劳苦,国君也能够长久地保持王位而不失去威势和强大。
三、主张用奖赏来鼓励作战
第四篇《景公伐莱》是专论赏战功的。文章说,“古之善伐者”懂得利用奖赏来鼓励有智者尽智,有力者尽力。提倡用奖赏来推动战争。特别提出的是,景公只提到赏谋士,“吾欲赏于厘”,而晏子在回答景公提问时,认为不仅仅要赏谋臣,还必须要赏战士,“益民之禄”、“益民之利”;而且,提出战胜之后,作为国君只要享受战胜的美名,让臣民享受战胜的实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这样做,就真正能达到奖赏的目的。这种君主独占美名,臣民归于实利的观点,对于推动战争,应该说是一种高见。
《晏子春秋》版本较常见的有苏舆集校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张纯一校注本等。本书选录原文以中华书局1962年版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为底本。
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
庄公问晏子曰:“威当世而服天下,时耶?”晏子对曰:“行也。”公曰:“何行?”对曰:“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安仁义而乐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服天下]。威当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己。”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穷处。
公任勇力之士,崦轻臣仆之死,用兵无休,国罢民害,期年,百姓大乱,而身及崔氏祸。
庄公问伐晋
庄公将伐晋,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养欲而意骄。得合而欲多者危,养欲而意骄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公作色不说。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堂下生蓼藿,门外生荆棘。
庄公终任勇力之士,西伐晋,取朝歌,及太行、孟门。兹于兑。期而民散,身灭于崔氏。
景公问伐鲁
景公举兵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婴闻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 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无以安国,厚藉敛,意使令,无以和民。德无以安之则危,政无以和之则乱。未免乎危乱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国,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也。其君离,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则义厚而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
公曰:“善。”遂不果伐鲁。
景公伐莱
景公伐莱,胜之。问晏子曰:“吾欲赏于厘,何如?”对曰:“臣闻之,以[臣]谋胜国者,益臣之禄;以民力胜国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羡获,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故用智者不偷业,用力者不伤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
于是,破莱之臣,东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独擅名,利下流也。
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
晏子聘于吴。吴王曰:“敢问长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
晏子对曰:“先民而后身,先施而后诛,强不暴弱,贵不凌贱,富不傲贫。百姓并进,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 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此长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
[鉴赏]
《晏子春秋》,旧题春秋齐晏婴撰。有内外篇共8卷,215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晏子》八篇”,列入儒家类;《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也列入儒家类。唐柳宗元因该书旨尚兼爱、非乐、节用等,“疑其墨子徒有齐人者为之”,应归墨家。自此以后,《晏子春秋》的真伪、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论。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是在晏婴死后若干年,后人博采史料和民间传说编写而成的,编写者的基本思想似属儒家,同时也受到百家影响,尤其是汲取了墨家的不少主张。成书年代在战国之末或者秦汉之际。
晏婴(?—公元前500年),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字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56年),其父晏弱死,继任齐卿,历任灵公、庄公、景公三世,前后执政50余年,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善于辞令,遗闻轶事很多。
《晏子春秋》一书,较全面的代表了晏婴的政治社会思想。晏婴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初期,他站在旧贵族的一边,希望利用礼来约束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田氏,来保障“君强臣弱”,来防止“臣富主亡”。具体的说,即是希望把田氏限制在“大夫不收公利”的范围之内。同时,主张省刑薄敛,提倡节俭,以减轻人民负担,保全人民生命来看,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他又反对“朝居严”,而要求上不聋下不瘴,……要求统治者适当地听取来自下层的意见。
《晏子春秋》专论军事的篇章很少。从上面所选录的5篇来看,大体上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方面。
一、强调以仁义服天下
在本文第一篇《庄公问威当世服天下》里,晏子说,安仁义则能服天下,背仁义则不能服天下。在第二篇《庄公问伐晋》里,提出“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把立德放在首位;没有德行,战功只会招祸。第三篇《景公问伐鲁》则歌颂了周礼的忠实实践者——周公之子、鲁之始祖伯禽的德政及其遗风,赞美诗书礼乐之邦的鲁国是“好义而民戴之”,坚决反对攻鲁。
二、提倡“用兵,为众屏患”
第五篇《吴王问保威强不失之道》里,晏婴说:“强不暴弱,贵不凌贱”、“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其用法,为时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就是说,强大的不虐待弱小的,地位高贵的不凌辱地位低下的,不凭着威势和强大使自己凌驾于他国国君之上,不凭着国土的广大去兼并他国的土地。运用法制,是为了替世人禁止暴行,使用武力,是为了替百姓消除祸患,这样,百姓不会厌烦自己的劳苦,国君也能够长久地保持王位而不失去威势和强大。
三、主张用奖赏来鼓励作战
第四篇《景公伐莱》是专论赏战功的。文章说,“古之善伐者”懂得利用奖赏来鼓励有智者尽智,有力者尽力。提倡用奖赏来推动战争。特别提出的是,景公只提到赏谋士,“吾欲赏于厘”,而晏子在回答景公提问时,认为不仅仅要赏谋臣,还必须要赏战士,“益民之禄”、“益民之利”;而且,提出战胜之后,作为国君只要享受战胜的美名,让臣民享受战胜的实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实”。这样做,就真正能达到奖赏的目的。这种君主独占美名,臣民归于实利的观点,对于推动战争,应该说是一种高见。
《晏子春秋》版本较常见的有苏舆集校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活字本,张纯一校注本等。本书选录原文以中华书局1962年版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为底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