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志逸文
[原文]
允当则归。(《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引)
知难而退。(《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引)
有德不可敌。(《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引)
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引)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鲁昭公二十二年》引)
将能而御之,此为糜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干宝《晋纪》引)
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杜佑《通典》引)
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孙子·军争》杜牧注引)
阵间容阵,足曳白刃; 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孙子·势》注引孔氐语引)
[鉴赏]
《军志》是我国早已失散的一部古代兵书,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兵书。它成书之后,即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许多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都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该书内容。如春秋时期大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三国司马懿,唐初军事家李靖在其军事著作中,以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都曾引用了《军志》的内容,上述《军志逸文》,前3条引自《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第4条引自《左传·鲁宣公十二年》、第5条引自《左传·鲁昭公二十二年》、第6条引自《晋纪》、第7条引自《通典》、第8、9条引自《十一家注孙子》等文献,至使《军志》 一书得以流传,从中可以窥见该书之一斑。
《军志》成书年代,从战国前期的重要文献《左传》等曾多次提到过它,而且援引它的文字,可以证明它成书于西周时代。这样,它较之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要早一个多世纪,因此,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散见的一部兵书。与此同期,除《军志》之外,散见于文献的还有《军政》问世,如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就保存了《军政》的两句话: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争篇》)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军争篇》张预注)
对于《军政》一书的存在,也有史学家表示异议。认为“志”与“政”一声之转,恐《军政》即《军志》之误。另,《孙子·军争》张预注:《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知难而退”就是《军志》的内容,一字不差,两部同时代兵书,不可能如此相似。因此,认为《军志》与《军政》就是同一部兵书。
《军志》作为西周时期的军事代表作,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为我国古代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找到了例证。从《军志》逸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主要军事观点。
一、提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战争观念
《军志》中说:“有德不可敌”。那么“德”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德”的观念最初提出是殷(即商)人。“‘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这就是‘德’,也就是‘得’”。“德”施于政治上,就是德政。周人对商早期的德政还是十分憧憬和称道的,周人曾这样赞颂过:“殷先哲王以‘德’的方式,来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役使,我是想望着的。”又说:“以前,殷先哲王,除了倡导天威,使被奴役者知所警惕外;最重要的,又能崇‘德’敬业,使被奴役者悦服。”又说:“由于殷(商)王和百官,都能相勉以‘德’,于待人方面,显示亲切,所以不独小臣们,乃至远方的属国,都愿意供殷人驱使,为殷人效力。”到了纣王时就不修德业,生活上奢侈无度,“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政治上“暴虐滋甚”,因此“百姓怨望”,“诸侯多叛”,其主要原因“惟不敬厥(其)德,乃早坠厥(其)命”。殆失民心,众叛亲离,所以牧野之战,商纣王虽拥兵17万,由于人心相背,前徒倒戈,而致败。相反,周武王虽只率2万多人,“王其德之用”征得人心,取得了胜利。由此看来,“有德不可敌”。
二、主张不要乐兵好战穷兵黩武的战争原则
《军志》又说:“允当则归”。晋代杜预注:用兵“无求过分”。意思是适可而止。这是因为,古人皆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用,其目的是为了“威不轨而昭文德”。关于这一点《淮南子》作了一个切中的注释,阐明了战争原则。《淮南子》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广,而贪金玉之赂,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也。”这是符合西周社会特点的。西周王朝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奴隶制大家庭,它所分封的诸侯国和周王室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塞式的贵族集团,实行对奴隶和平民的阶级统治,所谓“宗子维城”就反映着凭借奴隶制大家庭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奴隶主贵族国家体制。因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征伐大权也操在周天子手里。当然,作为周王朝是不能对拥护它统治的“小宗”,即诸侯国妄加征伐的,更谈不到灭掉它。即使偶尔有的诸侯国有“不轨”行为,耀兵于境上,威慑一下就行了,以“昭文德”。借此,才能保持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所以,不能乐兵好战,穷兵黩武,应“允当则归”。
三、强调建立在量力而行基础上灵活的战术思想
《军志》还说:“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西周时期的战争主要分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内部战争,即周王室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之间;一是外部,即对一些周边少数民族。如江汉之间,武当山以西的山地,庸、卢、彭、濮诸部,总称群蛮;大江以南众多民族,泛称百越;西北的大戎,东南的徐奄诸部等,西周把这些民族统称为蛮越夷狄。当然,在内部战争方面要讲求“允当则归”了,但对外部战争则采取剿击杀伐。据《小盂鼎铭文》记载,周康王就曾与戎狄族大战。康王命盂率兵攻打鬼方,“获馘四千八百□=馘(音国,杀死敌人后割死者左耳,以计算杀敌数目),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同俘)马□□匹,孚车十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又《虢秀子白盘铭文》记载,周宣王发动对荤狁的战争。参战的子白,“搏伐荤狁,于洛(北洛水)之阳,折斩首五,执訉(俘虏)五十”。周宣王末年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屡屡对外用兵。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出兵伐姜氏之戎,在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展开大战,此战就连周宣王调来的“南国之师”(诸侯兵)也一起被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周宣王险些被擒。所以说,在作战指导上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止(“知难而退”)。量力而行,才有战术上主动性与灵活性的可能。因此,审时度势,有胜利把握时就先发制人,造成心理上的优势,挫败敌人的锐气;如果敌人强大就避开锋芒,以逸待劳,乘敌人疲惫饥困,士气衰落时再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周人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允当则归。(《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引)
知难而退。(《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引)
有德不可敌。(《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引)
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引)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鲁昭公二十二年》引)
将能而御之,此为糜军;不能而任之,此为覆军。(干宝《晋纪》引)
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杜佑《通典》引)
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孙子·军争》杜牧注引)
阵间容阵,足曳白刃; 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无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孙子·势》注引孔氐语引)
[鉴赏]
《军志》是我国早已失散的一部古代兵书,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部兵书。它成书之后,即受到社会各界重视,许多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家都在其著作中引用了该书内容。如春秋时期大史学家左丘明在《左传》中,三国司马懿,唐初军事家李靖在其军事著作中,以及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都曾引用了《军志》的内容,上述《军志逸文》,前3条引自《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第4条引自《左传·鲁宣公十二年》、第5条引自《左传·鲁昭公二十二年》、第6条引自《晋纪》、第7条引自《通典》、第8、9条引自《十一家注孙子》等文献,至使《军志》 一书得以流传,从中可以窥见该书之一斑。
《军志》成书年代,从战国前期的重要文献《左传》等曾多次提到过它,而且援引它的文字,可以证明它成书于西周时代。这样,它较之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要早一个多世纪,因此,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散见的一部兵书。与此同期,除《军志》之外,散见于文献的还有《军政》问世,如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就保存了《军政》的两句话: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军争篇》)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军争篇》张预注)
对于《军政》一书的存在,也有史学家表示异议。认为“志”与“政”一声之转,恐《军政》即《军志》之误。另,《孙子·军争》张预注:《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知难而退”就是《军志》的内容,一字不差,两部同时代兵书,不可能如此相似。因此,认为《军志》与《军政》就是同一部兵书。
《军志》作为西周时期的军事代表作,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军事思想。为我国古代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找到了例证。从《军志》逸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主要军事观点。
一、提出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负决定因素的战争观念
《军志》中说:“有德不可敌”。那么“德”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德”的观念最初提出是殷(即商)人。“‘德’就是‘得’,就是做事做得适宜,于人于己都过得去,无愧于心,这就是‘德’,也就是‘得’”。“德”施于政治上,就是德政。周人对商早期的德政还是十分憧憬和称道的,周人曾这样赞颂过:“殷先哲王以‘德’的方式,来使人民心悦诚服地供役使,我是想望着的。”又说:“以前,殷先哲王,除了倡导天威,使被奴役者知所警惕外;最重要的,又能崇‘德’敬业,使被奴役者悦服。”又说:“由于殷(商)王和百官,都能相勉以‘德’,于待人方面,显示亲切,所以不独小臣们,乃至远方的属国,都愿意供殷人驱使,为殷人效力。”到了纣王时就不修德业,生活上奢侈无度,“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政治上“暴虐滋甚”,因此“百姓怨望”,“诸侯多叛”,其主要原因“惟不敬厥(其)德,乃早坠厥(其)命”。殆失民心,众叛亲离,所以牧野之战,商纣王虽拥兵17万,由于人心相背,前徒倒戈,而致败。相反,周武王虽只率2万多人,“王其德之用”征得人心,取得了胜利。由此看来,“有德不可敌”。
二、主张不要乐兵好战穷兵黩武的战争原则
《军志》又说:“允当则归”。晋代杜预注:用兵“无求过分”。意思是适可而止。这是因为,古人皆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即使用,其目的是为了“威不轨而昭文德”。关于这一点《淮南子》作了一个切中的注释,阐明了战争原则。《淮南子》说:“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广,而贪金玉之赂,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除万民之害也。”这是符合西周社会特点的。西周王朝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奴隶制大家庭,它所分封的诸侯国和周王室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塞式的贵族集团,实行对奴隶和平民的阶级统治,所谓“宗子维城”就反映着凭借奴隶制大家庭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奴隶主贵族国家体制。因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征伐大权也操在周天子手里。当然,作为周王朝是不能对拥护它统治的“小宗”,即诸侯国妄加征伐的,更谈不到灭掉它。即使偶尔有的诸侯国有“不轨”行为,耀兵于境上,威慑一下就行了,以“昭文德”。借此,才能保持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所以,不能乐兵好战,穷兵黩武,应“允当则归”。
三、强调建立在量力而行基础上灵活的战术思想
《军志》还说:“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西周时期的战争主要分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内部战争,即周王室与诸侯,或诸侯与诸侯之间;一是外部,即对一些周边少数民族。如江汉之间,武当山以西的山地,庸、卢、彭、濮诸部,总称群蛮;大江以南众多民族,泛称百越;西北的大戎,东南的徐奄诸部等,西周把这些民族统称为蛮越夷狄。当然,在内部战争方面要讲求“允当则归”了,但对外部战争则采取剿击杀伐。据《小盂鼎铭文》记载,周康王就曾与戎狄族大战。康王命盂率兵攻打鬼方,“获馘四千八百□=馘(音国,杀死敌人后割死者左耳,以计算杀敌数目),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同俘)马□□匹,孚车十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又《虢秀子白盘铭文》记载,周宣王发动对荤狁的战争。参战的子白,“搏伐荤狁,于洛(北洛水)之阳,折斩首五,执訉(俘虏)五十”。周宣王末年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屡屡对外用兵。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出兵伐姜氏之戎,在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展开大战,此战就连周宣王调来的“南国之师”(诸侯兵)也一起被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周宣王险些被擒。所以说,在作战指导上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止(“知难而退”)。量力而行,才有战术上主动性与灵活性的可能。因此,审时度势,有胜利把握时就先发制人,造成心理上的优势,挫败敌人的锐气;如果敌人强大就避开锋芒,以逸待劳,乘敌人疲惫饥困,士气衰落时再打,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周人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