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伯夷、叔齐,是春秋时一个小国诸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因为生前他曾有废长立幼的意向,所以孤竹君一死,身为长子的伯夷就逃跑了,主动让位于叔齐。弟弟叔齐却不愿落个“僭兄位”的恶名,也逃跑了。武王伐纣时,这两位老先生曾“叩马而谏”,阻止伐纣,但未为武王采纳。周灭商后,老弟兄俩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靠采野菜充饥度日,最后饿死于首阳山中。宋代理学家们曾把他们推崇为典型,大肆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道德。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曾点名批判过伯夷、叔齐,但这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讲的。
        原文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译文
        读书人阅览的书籍极为广博,还要用“六艺”去核实材料的可靠性。《诗》、《书》虽有缺失,但关于虞舜、夏禹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尧将要退位时,把天下让给舜。舜和禹在即位之前,四岳、九牧都推荐了他们,让他们担任职务,试行执政,掌管职务几十年,功效已经显示出来了,才正式把天下政权交给他们。这表明,天下是最珍贵的宝器,帝王是最高的权位,传天下是如此的慎重。可是有人说尧曾经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肯接受,引以为耻,逃走隐居去了。到夏朝时,又有卞随、务光这样的人。这些说法是根据什么呢?太史公说:我登上箕山,上面原来有许由的坟墓。孔子论述古代圣人、贤人的事迹,如吴太伯、伯夷之类,是很详细的。我所听到的许由、务光的德义都很高尚,但在孔子编修的书中,却见不到有关他们的简略记载,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而怨恨很少。”“目的在于求仁,而得到的正是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我对伯夷兄弟互相让位和不食周朝粮食而饿死的意志,深表同情,看到他们遗散的诗,似乎还是有怨意,令人感到诧异!他们的传文中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叔齐继位,到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决定啊!”于是逃离了孤竹国。叔齐也不肯继位,逃走了。国中的人便立了孤竹君的二儿子为国君。这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能很好地奉养老人,说“何不去投奔他呢”!到了那里,西伯已死。周武王用车子载着西伯的牌位,追封西伯为文王,东进讨伐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说道:“父亲死了不去埋葬,竟然大动干戈,能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弑杀君主,能说是仁吗?”武王左右的人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这是有节义的人哪!”把他们搀扶起来,让他们走了。武王平定殷纣之乱以后,天下都归附周朝,而伯夷、叔齐认为这是很可耻的,坚持节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采食薇菜为生。等到他们饿得快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词说:“登上那座西山啊,采掘山上的薇菜。用暴虐去代替暴虐啊,还不自知为非。神农、虞舜、夏禹的时代都匆匆过去了,我归向何方呢?哎呀,要死去了啊,命中注定要衰亡了!”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由此看来,是怨恨呢,还是不是怨恨呢?
        有人说:“上天对人没有偏私,总是赞助善人的。”像伯夷、叔齐可以说是善人呢,还是不是善人呢?这样仁德纯厚、品行高洁的人竟会饿死!还有,在七十弟子之中,仲尼唯独推举颜渊是最好学的人,但颜回(颜渊字子渊,名回)常常遭受贫困之苦,连糟糠都吃不饱,终于过早地死去了。上天对善人的报施,又怎么样呢?盗跖成天杀害无辜的人,吃人心肝,残暴凶狠,无法无天,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得以寿终,这又是根据什么样的仁德呢?这是特别彰明显著的事啊。至于到了近代,有的人操行不合规范,触犯法纪,但终身享受安乐,财产富厚,一代一代地享用无穷;有的人选好了地方才下脚,到了时候才说话,走路都不敢走小路,不是公正的事决不奋力去做,但自身却遭受灾难,像这种情况,是数不胜数的。对此,我感到困惑不解。倘使像前面所说的上天赞助善人,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必互相磋商。”这意思也是各从自己的志向啊!所以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作个拿着鞭子为人开路的人,我也干;如果不可以求得,那就按照我所喜好的去做。”“到了严冬季节,才能知道松柏是最后落叶的。”如果整个社会都是混浊污秽的,那么高洁之士便会显现出来。这或许是因为俗人对富贵是看得那样的重,而高洁之士对富贵却看得这样的轻吧!
        “君子所怕的是死后名声不被人们所称道。”贾子说:“贪吝的人为财而死,好义的人为名献身,夸耀权势的人死于争权,普通的百姓贪求生存。”“同是具有光芒的,便会互相映照;同属一类的,便会彼此应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兴起而世间万物都会随之兴起。”伯夷、叔齐虽有贤德,而得到孔子的赞誉则声名越发显著,颜渊虽然专心好学,也是因为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才能名声显著。居住山林的隐士,或成名于世,或湮没无闻,都在于时运,像这类声名湮灭而不为后世所称道的,实在可悲啊!普通的人要想修养品德,建立声名,不依附于德高望重的人,怎么可能使声名留传到后世呢?
        赏读
        这篇文章与《史记》中其他“列传”有所不同。“列传”的文字大都是记人叙事的;而《伯夷列传》记叙的文字不多,议论却占了大部分篇幅。所以,视之为“伯夷叔齐论”倒比较切合文章的实际。
        为什么一篇“列传”被写成了以议论为主的文章?在司马迁之前无例可循,在此之后,却不乏其例,唐宋古文名家名作中就可以找到许多这种类型的篇章。
        因为年代久远,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有关伯夷、叔齐事迹的“文辞不少概见”,主要原因就在于伯夷、叔齐的人品虽然极为高尚,但“非附青云之士”,故而很难“施于后世”。司马迁自己有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后忍辱负重,以成《史记》的特殊经历,深切同情伯夷叔齐,因此,即使“文辞不少概见”,也要为他们立传。其良苦用心,我们通过阅读《伯夷列传》可以细作评品。
        不过,这篇列传最光辉之点在于司马迁大胆地反对了天命论。文中“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一段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把当时那种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社会现实,抨击得淋漓尽致,这对于2000多年前的一位古人来说,也的确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