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
题解
管仲和晏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齐桓公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晏子在齐,事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晏子当政时的齐国,声威已远远不敌日益强大的楚国。而晏子能“出使不辱君命”,维护国家的尊严。司马迁赞美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并深有感慨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司马迁对晏子服膺之至。本文为管晏立传,正体现了司马迁的这一思想。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颖水边上的人。他年轻时常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知道他是很有才能的。管仲家中生活很贫困,常常占鲍叔的便宜,鲍叔始终对他很好,没有怨言。后来鲍叔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起来了。鲍叔于是向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执掌齐国的政事,齐桓公的霸业得以成功。九次会集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都是管仲的计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贫穷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愚笨,而是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君主免职,鲍叔并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是没有遇到好的时机。我曾三次作战,但三次都失败逃跑,鲍叔不认为我是胆小,而是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了,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受屈辱,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而是知道我不拘泥小节,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后,就情愿身居管仲之下。鲍叔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常常是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赞鲍叔能够了解人。
管仲在齐国执政,辅佐齐桓公以后,使海滨的小小齐国,流通货物,积聚财帛,富国强兵,办事能够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才能知道礼仪节操,衣食富足了,才能懂得荣誉与耻辱,君主如果能遵守法度,那么,父母兄弟妻子之间就会亲密无间。”“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就象流水的源泉,畅通无阻,因为它能顺应民心。”所以道理浅显,容易实行。百姓所要求的,就顺应着他们的愿望提供给他们,百姓所不赞同的,就顺着他们的愿望抛弃它。
管仲治理国家,善于利用祸害而得福,把失败转变为成功。非常重视控制物价,谨慎地处理财政。桓公事实上怨恨少姬,于是南下袭击蔡国,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去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桓公事实上北伐山戎,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命令燕国实行召公的政令。桓公在柯地与鲁国会盟,后来又想违背同曹沫的盟约,但管仲借助这个盟约使桓公树立信义,因此诸侯都来归附齐国。所以说:“认识到给予就是索取的道理,这是治理国政的法宝。”
管仲的财富可以和公室相比,他有三座高台,又有反坫,但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仍然遵循他的政令法规,常比各诸侯都强大。
经过一百多年以后,齐国又出现了一位晏子。
晏平仲,名婴,是夷维人,曾事奉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他尽力实行节俭,为齐国人民所推重。他辅佐三公时,不吃两样的肉食,妻妾不穿丝绸衣裳。他在朝廷上,国君有话问他,他即严肃地回答;不向他问话,他就严肃地办事。当国家有道的时候,就顺命行事;无道的时候,就权衡度量着去行事。凭着这种品德,在三世中能显扬名声于诸侯。
越石父是个贤能的人,犯了罪被囚禁。晏子外出,在路上遇见他,晏子就解下左边的马,赎出了石父,并让他上车,一同回家。晏子没有向石父告辞,就进入内室,许久不出来,于是越石父请求断绝交情。晏子大吃一惊,整理自己的衣冠道歉说:“我虽然没有仁德,但也帮助您脱离了困境,您为什么这样快地就要求断绝交情呢?”石父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屈,但在知己人的面前受到尊敬。当我在囚禁期间,那些人是不了解我的。您既然了解我,并且把我赎出来,这就是知己了;知己而待我无礼,当然不如在囚禁中。”晏子于是请他进来,待为上宾。
晏子做了齐国的宰相,一次外出,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他的丈夫。她的丈夫替宰相驾车,坐在车盖下边,鞭打着四匹马,意气昂扬,表现出非常得意的样子。车夫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就请求离去。车夫问她为什么。妻子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显扬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来,意志深远,常常流露甘居人下的情态。现在你身长八尺,却给人家当车夫,但看你的心意却自以为满足,因此我要求离去。”从此以后,她丈夫就变得谨慎谦虚了。晏子感到奇怪,就问他,车夫如实作了回答。晏子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书中说得详细极了。看了他们所著的书以后,还想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所以不再论述,传里只讲述他们的轶事。
世人都说管仲是贤臣,但孔子却轻视他。难道是因为周室衰微,桓公既然很贤明,而管仲不勉励他去谋求王道,却辅佐他完成了霸业吗?古语说:“帮助发扬君主的美德,纠正他的过错,所以上下就能互相亲近。”说的就是管仲吧?
当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尽到为臣的礼仪以后,才肯离去,难道这是所说的“见义不为,就是没有勇气”的人吗?至于他的直率的规劝,冒犯君主的威严,这就是“在朝廷上要竭尽忠心,下朝则反省补救过失”的人啊!假若晏子现在还活着,我就是替他执鞭效劳,也是我喜欢和羡慕的事。
赏读
《管晏列传》在写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在文章最后的赞语中说得非常清楚。“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因为管、晏二人的成就大家都知道,因此在“次其传”时重点放在“论其轶事”。这种安排,可谓恰到好处。如果把大家熟知的内容加以絮叨,毫无意义;而遗闻轶事,正可让这个轮廓性的形象添注生动的内容,使之有血有肉有感情。这种写法,很值得效法。
司马迁在写这篇列传时,笔锋常常挟带着自己的感情,慨然言之。大家知道,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定为腐刑。他如果有钱,按当时法令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可是,他家贫无力办到。而他的朋友们在这关键时刻,也都考虑各自的身家性命和仕宦前程,不肯伸出救援之手。最后不得不“就极刑而无愠色”,为了他那伟大的理想——完成《史记》的写作而“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受的迫害愈残酷,反抗者的战斗精神也会愈坚强。其发之于笔墨的思想感情,即使是写历史人物,也必定会倾注其中。《管晏列传》就是七十篇列传中突出的一篇。你看他,写管仲,却以浓重的笔墨同时写鲍叔。写管仲也就是写鲍叔:“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鲍叔不以为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一层层排比如江河直下,使抒发的感慨形成无限气势。最后总结二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读者试与《报任安书》中有关章节对照,就可以体会出司马迁确是含着眼泪来为管晏二人立传的。
管仲和晏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家。齐桓公用管仲为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晏子在齐,事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晏子当政时的齐国,声威已远远不敌日益强大的楚国。而晏子能“出使不辱君命”,维护国家的尊严。司马迁赞美他“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并深有感慨地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司马迁对晏子服膺之至。本文为管晏立传,正体现了司马迁的这一思想。
原文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
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译文
管仲,名夷吾,是颖水边上的人。他年轻时常常和鲍叔牙交游,鲍叔知道他是很有才能的。管仲家中生活很贫困,常常占鲍叔的便宜,鲍叔始终对他很好,没有怨言。后来鲍叔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等到小白立为齐桓公,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起来了。鲍叔于是向桓公推荐管仲。管仲被任用以后,执掌齐国的政事,齐桓公的霸业得以成功。九次会集诸侯,使天下一切得到匡正,都是管仲的计谋。
管仲说:“我当初贫困的时候,曾经和鲍叔一起经商,分财利时自己常常多拿一些,但鲍叔并不认为我贪财,知道我是由于贫穷的缘故。我曾经为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穷困,但鲍叔并不认为我愚笨,而是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都被君主免职,鲍叔并不认为我没有才干,知道我是没有遇到好的时机。我曾三次作战,但三次都失败逃跑,鲍叔不认为我是胆小,而是知道我还有老母的缘故。公子纠失败了,召忽为他而死,我被囚禁起来受屈辱,鲍叔并不认为我不知羞耻,而是知道我不拘泥小节,以功名不显扬于天下为羞耻。生我的是父母,但了解我的却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后,就情愿身居管仲之下。鲍叔的子孙世代都在齐国享受俸禄,十几代人都得到了封地,常常是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人不称赞管仲的贤能,却称赞鲍叔能够了解人。
管仲在齐国执政,辅佐齐桓公以后,使海滨的小小齐国,流通货物,积聚财帛,富国强兵,办事能够与百姓同好恶。所以他说:“仓库充实了,才能知道礼仪节操,衣食富足了,才能懂得荣誉与耻辱,君主如果能遵守法度,那么,父母兄弟妻子之间就会亲密无间。”“礼义廉耻得不到伸张,国家就要灭亡。”“国家颁布的政令,就象流水的源泉,畅通无阻,因为它能顺应民心。”所以道理浅显,容易实行。百姓所要求的,就顺应着他们的愿望提供给他们,百姓所不赞同的,就顺着他们的愿望抛弃它。
管仲治理国家,善于利用祸害而得福,把失败转变为成功。非常重视控制物价,谨慎地处理财政。桓公事实上怨恨少姬,于是南下袭击蔡国,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去攻打楚国,责备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桓公事实上北伐山戎,但管仲却借这个机会,命令燕国实行召公的政令。桓公在柯地与鲁国会盟,后来又想违背同曹沫的盟约,但管仲借助这个盟约使桓公树立信义,因此诸侯都来归附齐国。所以说:“认识到给予就是索取的道理,这是治理国政的法宝。”
管仲的财富可以和公室相比,他有三座高台,又有反坫,但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管仲死后,齐国仍然遵循他的政令法规,常比各诸侯都强大。
经过一百多年以后,齐国又出现了一位晏子。
晏平仲,名婴,是夷维人,曾事奉过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他尽力实行节俭,为齐国人民所推重。他辅佐三公时,不吃两样的肉食,妻妾不穿丝绸衣裳。他在朝廷上,国君有话问他,他即严肃地回答;不向他问话,他就严肃地办事。当国家有道的时候,就顺命行事;无道的时候,就权衡度量着去行事。凭着这种品德,在三世中能显扬名声于诸侯。
越石父是个贤能的人,犯了罪被囚禁。晏子外出,在路上遇见他,晏子就解下左边的马,赎出了石父,并让他上车,一同回家。晏子没有向石父告辞,就进入内室,许久不出来,于是越石父请求断绝交情。晏子大吃一惊,整理自己的衣冠道歉说:“我虽然没有仁德,但也帮助您脱离了困境,您为什么这样快地就要求断绝交情呢?”石父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那里受屈,但在知己人的面前受到尊敬。当我在囚禁期间,那些人是不了解我的。您既然了解我,并且把我赎出来,这就是知己了;知己而待我无礼,当然不如在囚禁中。”晏子于是请他进来,待为上宾。
晏子做了齐国的宰相,一次外出,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他的丈夫。她的丈夫替宰相驾车,坐在车盖下边,鞭打着四匹马,意气昂扬,表现出非常得意的样子。车夫回家以后,他的妻子就请求离去。车夫问她为什么。妻子说:“晏子身长不满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显扬于诸侯。今天我看他出来,意志深远,常常流露甘居人下的情态。现在你身长八尺,却给人家当车夫,但看你的心意却自以为满足,因此我要求离去。”从此以后,她丈夫就变得谨慎谦虚了。晏子感到奇怪,就问他,车夫如实作了回答。晏子推荐他做了齐国的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管氏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以及《晏子春秋》,书中说得详细极了。看了他们所著的书以后,还想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所以不再论述,传里只讲述他们的轶事。
世人都说管仲是贤臣,但孔子却轻视他。难道是因为周室衰微,桓公既然很贤明,而管仲不勉励他去谋求王道,却辅佐他完成了霸业吗?古语说:“帮助发扬君主的美德,纠正他的过错,所以上下就能互相亲近。”说的就是管仲吧?
当晏子伏在庄公尸体上痛哭,尽到为臣的礼仪以后,才肯离去,难道这是所说的“见义不为,就是没有勇气”的人吗?至于他的直率的规劝,冒犯君主的威严,这就是“在朝廷上要竭尽忠心,下朝则反省补救过失”的人啊!假若晏子现在还活着,我就是替他执鞭效劳,也是我喜欢和羡慕的事。
赏读
《管晏列传》在写作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在文章最后的赞语中说得非常清楚。“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因为管、晏二人的成就大家都知道,因此在“次其传”时重点放在“论其轶事”。这种安排,可谓恰到好处。如果把大家熟知的内容加以絮叨,毫无意义;而遗闻轶事,正可让这个轮廓性的形象添注生动的内容,使之有血有肉有感情。这种写法,很值得效法。
司马迁在写这篇列传时,笔锋常常挟带着自己的感情,慨然言之。大家知道,司马迁遭李陵之祸被定为腐刑。他如果有钱,按当时法令是可以用钱来赎罪的。可是,他家贫无力办到。而他的朋友们在这关键时刻,也都考虑各自的身家性命和仕宦前程,不肯伸出救援之手。最后不得不“就极刑而无愠色”,为了他那伟大的理想——完成《史记》的写作而“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受的迫害愈残酷,反抗者的战斗精神也会愈坚强。其发之于笔墨的思想感情,即使是写历史人物,也必定会倾注其中。《管晏列传》就是七十篇列传中突出的一篇。你看他,写管仲,却以浓重的笔墨同时写鲍叔。写管仲也就是写鲍叔:“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鲍叔不以为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一层层排比如江河直下,使抒发的感慨形成无限气势。最后总结二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读者试与《报任安书》中有关章节对照,就可以体会出司马迁确是含着眼泪来为管晏二人立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