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大约五十三、四岁,基本上写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伟大著作《史记》以后,所作的一篇序言。原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关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这里节选的是第二部分,主要以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意旨,表达其献身历史事业的顽强精神。文章流露出历尽人间艰难困苦,终于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喜悦心情,以飞流直下的气势,无比兴奋地阐述了成书的全过程。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周公死后五百年而孔子出生,孔子死后至今又五百年了,到了接续清明盛世,纠正对《周易》的解释,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这番话的意思就在这里吧!意思就在这里吧!我怎敢谦让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的制度衰落废弃,孔子作鲁国的司寇,诸侯把他视为对他们的危害,大夫处处给他设置障碍。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用,主张不能施行,便对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予以评论、褒贬,以此为天下的法则。他贬责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只是为了要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只提出褒贬的空论,不如寓褒贬于当时所发生事情的记述中,更为深刻切实而又清楚明白。’《春秋》这部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纠葛,辨明是非,判断犹豫难定的事情,表彰善良,贬斥丑恶,推崇贤良,鄙视不肖之人,恢复已经灭亡的国家,接续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起了复兴王道的重大作用。《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关系,所以特点在于表示变化;《礼》是人世伦常的纲纪,所以特点在于指导行动;《书》记载过去帝王的事业,所以特点在于施行仁政;《诗》记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状况,所以特点在表现风俗;《乐》培养人们立身处世的怡悦之情,所以特点在于使人和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特点在于教育人民。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动,《乐》用来抒发和乐之情,《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心意,《易》用来推演事物的变化,《春秋》用来引导人们遵守道义。如要扭转乱世,恢复正轨,没有比《春秋》更切合需要的了。《春秋》字数有几万,条例有几千,万事万物的成败,或聚或散的道理都在这部书里了。在《春秋》一书中,记载杀死国君的有三十六起,国家灭亡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亡失去政权的,数不胜数。考察所以如此的缘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基。所以,《易》上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所以说:‘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而是在很长时间内逐步发展的。’因此,治理国家的人不能不通晓《春秋》,不通晓《春秋》,面前有人进谗言,却看不出,背后有叛逆作乱的人,也不了解。为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不通晓《春秋》,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样办理才恰当,遇到事变就不会相机应付。作为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受首恶的名声。作为臣下、儿子,而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因篡上弑父而被诛杀之罪,落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只是因为不知礼义,人家给他们加上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造成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状况。君不像君,就会受到臣下的触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抛弃人伦之道;子不像子,就会成为不孝之徒。这四种行为构成天下的大过错。用天下大过错的罪名加给他们,那么也只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包含了礼义的根本。礼的作用是防止一些坏事于发生之前;法的作用是处置一些坏事于发生之后。法起作用的原因显而易见,而礼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为人所了解。”
        壶遂说:“孔子那时候,上无圣明君主,下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用文辞来判断礼义之分,作为一个圣王的法典。现在,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有固定职守,万事齐备,各项事情都安排得各得其宜,您续作《春秋》,想要说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啊啊,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听我父亲说:‘伏羲极其纯朴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尧、舜有那样的盛德,《尚书》加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那样地兴隆,诗人加以歌颂。《春秋》举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朝,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历法,变更衣服器物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天子的恩泽广大无边。四海之外,殊俗之域,派来的使者通过辗转翻译,叩击边塞大门,请求朝见,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臣下百官极力歌颂天子的圣德,也仍然不能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重用,是当权者的耻辱;主上圣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扬于天下,是有关官员的过错。而我曾担任史官的职务,不去记载圣明天子的盛德却任其废弃,不去记述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任其泯灭,背弃了父亲的嘱咐,没有比这罪过再大的了!我所记述的历史事实,不过是整理、归纳社会传闻,算不上什么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我把有关史料加以论定编排,写成文章。写作七年,太史公遭受李陵之祸,幽禁于监狱之中,于是喟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已经残废,没有什么用了!”事后仔细思考:“《诗》、《书》的文义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出于要实现自己的意志这样一种考虑。当初西伯被拘禁在羑里,却推演出《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到困厄,回到鲁国便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却著作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这才写出了《国语》;孙子被挖去膝盖骨,而兵法得以写成;吕不韦因罪迁居西蜀,他主持编写的《吕览》却流传于世;韩非在秦被捕入狱,却写出了《说难》、《孤愤》等篇;《诗》三百篇,大都是贤人、圣人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作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抑郁闷结,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所以才追述过去的事情,期望未来的人对自己能有所了解。”于是,我终于又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经陶唐、直至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
        赏读
        此序实为《史记》全书的纲领。
        文章首先叙述作者作《史记》之动机。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又有五百年,如今应该有人承继太平盛世,订正《易传》、续写《春秋》,根据《诗》、《书》、《礼》、《乐》作一番著述事业了吧?极言作史的必要性,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之句,言下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
        接着作者论述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他说:“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此处,作者实乃借古讽今,意谓今世“王道之不行”,故要作《史记》来阐明王道。同时,作者用《诗》、《书》、《礼》、《易》、《乐》来作陪衬,集中突出《春秋》褒贬现实之精神,借以暗示自己的写作原则,即秉承《春秋》的写实精神,不虚美,不隐恶。
        最后,作者慨叹自己的遭遇,并与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吕不韦、韩非等作比,表明自己述史之决心。文辞慷慨,感情激切,大有儒者之风度。
        全文逻辑严密,叙述简约,措辞准确,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