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发于畎亩之中》
孟子
孟子曰:
舜发于畎亩之中(1),傅说举于版筑之间(2),胶鬲举于鱼盐之中(3),管夷吾举于士(4),孙叔敖举于海(5),百里奚举于市(6)。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7),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8),行拂乱其所为(9),所以动心忍性(10),曾益其所不能(11)。
人恒过(12),然后能改。困于心(13),衡于虑(14),而
后作(15)。征于色(16),发于声,而后喻(17)。入则无法家拂士(18),出则无敌国外患者(19),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20),而死于安乐也(21)。
〔注释〕 (1)发:起,指被起用。畎(quan): 田间的水沟。亩: 田垄。“畎亩”连用泛指田野。据说舜原来在历山耕田,三十岁才被尧举用。(2)傅说(yue):殷朝武丁时代的宰相。举:被举用,被选拔。版:筑土墙用的夹板。筑:捣土用的杵。筑墙时先把土倒在两夹板之间,再用筑捣结实。(3)胶鬲(ge):殷纣时贤臣,最初贩卖鱼盐,周文王举荐于纣。后来他又辅佐周武王。(4)管夷吾: 即管仲。士:狱官。举于士: 指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举用。(5)孙叔敖:春秋时楚人,隐居海滨,后楚庄王举以为相。(6)百里奚: 春秋时虞人,曾被楚人捉去放牛,秦穆公知其名,把他赎买到秦,举以为相。举于市: 意思是从奴隶市场中被举拔。(7)任: 责任。(8)空乏: 资财缺乏。空乏其身,就是使他身受贫穷之苦。(9)拂: 违背。乱: 扰。(10)动心: 使心惊动。忍: 坚。动心忍性: 使他们心里常常保持警惕,使他们的性格变得坚强。(11)曾: 同增。益: 与增同义。曾益其所不能: 大意是说对他们本来不能做的事有所参加,等于说增加了他们的能力。(12)恒:常。过:犯错误。(13)困: 苦,指苦苦思索。(14)衡: 同横,梗塞,指不顺利。(15)作:奋起,指有所作为。(16)征: 察验。色:容色,脸色。(17)喻:了解。(18)入: 指在国内。法家: 有法度的世臣。拂(bi ): 同弼,匡正过失。拂士: 能直谏匡过的臣。(19)出: 指在国外。(20)生于忧患: 意思是忧患能激励人勤奋,因而得生。(21)死于安乐: 意思是安乐使人怠惰,可使身亡。
〔鉴赏〕本文选自《孟子·告子下》。作者试图通过这篇论说文,阐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遍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然而道理在这儿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促动,反过来,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的呢?孟子接着指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休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 “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请看,“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略。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 “国恒亡” 。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读者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决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发愤抒情”说的起源,也许并不单在孟子的“生于忧患”说;但确是因为孟子“生于忧患”说的明确提出,人们才深刻认识到“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大约也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吧!
在修辞上,《舜发于畎亩之中》也是很有特色的。《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舜发于畎亩之中》,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读者以深刻印象,使读者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 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 ,五个“举” ,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分: 舜是君,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 “发” ; 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 “举” 。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写得如此出色,大约也是“发愤抒情”的结果吧。
吴功正 执行主编.古文鉴赏辞典.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第116-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