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¹⁾，叔孙通降汉王; 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²⁾，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³⁾，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 “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⁴⁾。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⁵⁾，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高祖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 “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⁶⁾，与秦仪杂就之。”上曰：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诸儒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⁷⁾! ”叔孙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⁸⁾。月余，叔孙通曰： “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 “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⁹⁾，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 。仪：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¹⁰⁾。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¹¹⁾，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¹²⁾。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¹³⁾，以尊卑次起上寿⁽¹⁴⁾。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¹⁵⁾。于是高帝曰：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 “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

〔注释〕(1)彭城： 今江苏省徐州市。(2)进： 进荐。(3)猾： 狡诈。(4)搴(qian)： 拔取。(5)定陶： 地名，在今山东省。(6)颇： 稍微，略微。(7)汙： “污” 的异体字，沾污的意思。(8)蕞(zui)： 古代演习朝会礼仪时束茅以表位之称。司马贞索隐引韦昭语： “引绳为绵，立表为蕞。” (9)习肄： 练习。(10)胪传： 从上到下依次传令。(11)职：通“帜” ，旗帜。(12)法酒： 朝廷的正式宴会。(13)抑首： 俯首。(14)寿： 进酒。(15)讙哗：喧哗。

〔鉴赏〕叙写人物的文字，根据实际的如传记，出于虚构的如小说，都必然有对话与行动。对话与行动是人物的最显著的表现。从两种表现上，可以知道人物的思想，情感，脾气，习惯等等，也就是可以知道人物的全部生活——不仅是生活的外表，而且是生活的根柢。作者用文字叙写人物，无非要使读者如见其人，不但如见其人，还要使读者接触到其人的内心生活; 这就势所必然的要叙写其人的对话与行动。试想想看，如果不叙写对话与行动，对于人物又怎样下笔呢? 那只有用一些抽象的语句，说其人的思想怎样怎样，癖好怎样怎样，待人接物怎样了——这些“怎样怎样” 可以简单，也可以繁复，简单的是一个形容词，繁复的是接二连三的形容语。一篇叙写人物的文字，没有人物的对话与行动，单由作者运用一些形容词形容语来构成，原不犯什么禁令; 并且，那样的文字也并非少见，咱们收到丧事人家分发的“行状” “传略” ，往往是那一类。可是，那样叙写的人物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是死板的，不是生动的; 读者读过文字，只能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可不能如见其人，更不用说接触到其人的内心生活了。所以，就效果上说，那样的文字是很少效果的。作者期望他的文字收较多的效果，期望笔下的人物成为立体的，生动的，就不能不在人物的对话与行动上多用工夫。

这一回谈叙写人物的文字，在人物的对话与行动两种表现中，撇开行动，单说对话。头一回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方法是就一篇现成文字，谈谈精读时候应该注意应该讨论的事项。这些事项方面很多，如果要面面俱到，写成的文字一定很长，杂志的篇幅不能容纳。为了迁就篇幅，只能每一回谈几个方面。” 现在只谈一个方面，不是几个方面，也无非要使篇幅短些的缘故。

采用的现成文字是《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的一段。故事自成起讫，如果给它定个题目，可以题作《叔孙通定朝仪》。

先请读者诸君把全篇中的词语弄明白了。大概使用《辞源》 《辞海》一类的辞书，就可以弄明白。然后通体细看，每一句辨明它的意义，每一节认清它的事迹。末了儿才注意到这一回所谈的一个万面——篇中人物的对话。

这一篇的主人公是叔孙通，篇中他的对话最多，共计回答弟子一次，向高帝进言四次，讥笑鲁两生一次。他的弟子们发言两次，一次怨他，一次赞他。此外鲁两生拒绝叔孙通一次。高帝与叔孙通对话，并自己表示得意，共计四次。

叔孙通讥笑鲁两生，说他们是“鄙儒” ，“不知时变” ，他自认该是“通儒” ，“知时变” 的了; 后来弟子感激他，又说他“知当世之要务” 。所谓 “知时变”与 “知当世之要务” ，用现在的话说起来，就是懂得迎合潮流，能够见风使舵，不死守着什么宗旨信仰。篇中叔孙通的一些对话，都把他的“知时变” 与 “知当世之要务”具体的表现出来，使读者感到他就是那么样一个 “通儒” ，与拘守古制，效法先王的儒者并不一样。

试看他回答弟子的话。“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用最实际的说法，把弟子们按住，一方也就见出他能够“知当世之要务”。可又宽慰他们说，“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不忘”什么?当然是不忘引进他们，有朝一日大家弄个官做。这种话只有在师弟之间私谈的时候才好说，当着旁人决不便说。可是，如果是以道术相砥砺的师弟，即使在私谈的时候也不会说这种话，尤其是师的方面。听听那声气，不正与政治上一个小派系的头子回复谋干差使的人说“知道了，看机会吧，总有你的份”一模一样吗?说这种话的时候，叔孙通把儒者的面具卸下来了。

再看他向高帝进言。他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正当高帝“益厌之”的时候，他表示有办法——“守成”的办法，“起朝仪”来安定朝廷的秩序。这又是个“知时变” ，又是个“知当世之要务” 。他这话与回答弟子的话是一贯的。“难与进取”无异说“宁能斗乎”?而“守成”就是他教弟子们等待的。从这前后一贯的对话，可见叔孙通心目中，儒者的任务无非帮助成功的皇帝想些办法，维持尊严，并没有儒者的宗师孔子那种“行道”的想头。他又说“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把“鲁诸生”提在前头，因为鲁是知礼之邦;同时带出弟子们，见得他的确“不忘”，一直把弟子们的愿望放在心上，可是一点不落痕迹。待高帝恐怕礼仪麻烦，他就回说“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句话里的“古礼”与“秦仪”都只是陪衬，主要的是“杂就之”，把马虎牵就的心情透切的表出。儒者对于礼仪是看得非常郑重的，叔孙通却这样马虎牵就，他是何等样的儒者也就可想而知了。上面两句话是他不妨“杂就之”的论据。前一句中引用了《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话。后一句简缩了《论语》中孔子的话：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有了论据，见得“杂就之”就是“因”，就是“损益”，不违背儒者的传统。并且，三句不离本行，儒书的语句脱口而出，正见儒者的本色。叔孙通虽然不是正宗的儒者，在口头充充儒者的派头当然是擅场的。

最后看他把弟子荐给高帝，也把儒者的面具卸了下来，老实不客气说，“我手下有许多弟子，他们有功劳，他们要官做。”要知道那时候“守成”的办法已经奏效，高帝得意得不可开交;叔孙通自己被拜为太常，得了五百斤的赐金;他与高帝的关系已经达到非常亲密的地步了。既然如此，落得开门见山，老实不客气说出来。在这么样的场合里，高帝还会吝惜几个“郎”的位置不给吗?这又见得叔孙通能够抓住时机，又是个“知时变”。

现在看弟子们的话。在抱怨的一次里，他们说“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 ，把他们希冀利禄的心情完全托出。他们师弟一伙儿原来是任何诸侯都可以投的，现在居然投在较有成功希望的一方面，这就是所谓“幸”。在这儿弄个一官半职，饭碗可以长久，而且有升擢的指望，这又是将来的“幸” 。一班弟子所为何来，在一个“幸”字上表达得透切明显极了。在赞扬的一次里，他们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可见他们由于平时的习染(如听叔孙通批评鲁两生“不知时变” )以及实际的经验(如乘机起朝仪果然成功，只要说一句话果然大家当了 “郎” )，相信他们的老师确然能 “知当世之要务” ，是个顶了不起的人; 用他们儒者习惯的说法，顶了不起的人就称他为 “圣人”。可是，照正宗的儒者的见解，“圣人” 的含义要广大高深得多，决不仅是“知当世之要务”。他们那样说，显见他们并非正宗的儒者。他们得了一官半职，就极口称扬老师，连 “圣人”也说了出来，这正传出了他们热中的满足的感激的心情。

叔孙通的弟子是何等样的人物，就在前后两次发言中见出。叙写弟子无非作叔孙通的陪衬，弟子如此，老师可想而知了。

鲁两生正与叔孙通对照，叙写他们的话，作用在作叔孙通的反衬。鲁两生瞧不起叔孙通，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他们特别看重礼乐，讲“积德” ，讲“合古” 。这些观念代表了正宗的儒者。在正宗的儒者看来，叔孙通的立身处事没有一丝儿对的。他们不仅拘谨的守着儒者的传统，也关注到当前的现实。他们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这显然说叔孙通不在安定社会一方面用工夫，却想迎合高帝，粉饰太平。安定社会，积德累仁，正是儒者精要的主张，所期望于统治阶级的切要措施。他们虽然被叔孙通骂为 “鄙儒” ，究竟谁是“鄙儒” ，细读全篇自然有数。

现在只剩高帝的对话了。高帝的对话都很简短，可是句句传神。“得无难乎?”表出他的流氓习性。他平日厌恶儒者，箕踞骂人，现在听叔孙通说要他搞一套儒者的花样，他就爽直的问这么一句，无异说“只怕老子弄不来吧”?待他听了叔孙通准备马虎牵就的话，就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他对于叔孙通说的“五帝”啊，“三王”啊，“节文”啊，“夏殷周”啊，也许是不大入耳。你既然说“杂就之” ，看你巴结，就让你试一试吧。总之要我弄得来才行，你得替我打算。这仍然是流氓头子的口气。后来参观过试礼，他说“吾能为此”。这是他心动了，发生兴味了。他见那么一个大排场，自己将在其中做个供奉的中心，人家振恐，自己尊严; 人家劳顿，自己安逸，那有什么弄不来的?最后真的行过了礼，他得意万分，自然流露，毫不掩饰，说了一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假仁假义的皇帝决不肯说这句话，惟有流氓出身的皇帝才说这句话。他不怕人家说他寒伧，当了几年的皇帝到今朝才尝着皇帝的味道; 他只知道今朝我尝着了，我得意，我就吐露我的得意。叔孙通的一套礼仪能够使高帝这样得意，说出这样的话，并且升他的官，给他厚重的赐金，又衬托出鲁两生“面谀以得亲贵” 的话并非肆口谩骂，是确然看透了叔孙通的骨子。

传记是根据实际的; 单就对话而论，必须传记中的人物说过那些话，作者才可以叙写那些话。这当儿，作者的功夫在于选择，就是选择那些与本篇题旨有关的对话，选择那些足以表见人物内心生活的对话，叙写入文字里头; 以外的就一概不要。譬如在叔孙通定朝仪那件事情里，叔孙通自己，他的弟子们，汉高帝，以至鲁两生，难道只有叙写文字里，如咱们现在读到的那几句对话吗?就情理说，是决不止的。可是司马迁只把那几句对话叙写入文字，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的选择果然收了效果;咱们读那几句对话，从而感知了那几个人的为人。

至于出于虚构的小说，其中的对话与整个故事一样，全凭作者创造。创造的标的无非要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脾气，习惯等等，无非要使全篇的题旨显示得又具体又生动。如果随便写些不要不紧，可有可无的对话，那就不是小说的能手，那小说决不是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