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²⁾，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³⁾。

嗟乎!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⁴⁾，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⁵⁾，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⁶⁾，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释〕(1)《孟尝君传》： 指《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战国时齐公子，田氏，名文，号孟尝君，封于薛(今山东省滕县南)。(2)归：投奔。语出《史记·孟尝君列传》： “士以此多归孟尝君。” (3)虎豹之秦：语出《史记·苏秦列传》： “夫秦，虎狼之国也。”孟尝君出使秦国，被拘留，赖鸡鸣狗盗之徒帮助而脱身。(4)特： 只不过是。雄：首领。(5)擅齐之强： 拥有齐国强大的力量。(6)南面： 面向南，表示至尊地位。

〔鉴赏〕《读〈孟尝君传〉》是王安石写的一篇史评。这是一篇极精彩的驳论文章，词气凌厉，一气贯注，势如破竹地驳倒了 “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说法。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领略其文章的高妙。

一，高屋建瓴的政治家的眼光。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首先在于作者用政治家的眼光评判历史人物，看问题的立脚点相当高。传统的观念认为孟尝君能得士，王安石就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活动的历史时代去观察。战国时代七雄相争，各国的掌权者所营谋的都是为自己的国家一争生存，二争发展。各国统治者(包括一些著名的“公子” )养士都是为着这一目的。当时秦的国力最强，并吞六国是其一贯的国策，因而六国的主要任务是“制秦” 。王安石从养士能否“制秦”的高度，也即养士是为国还是为己的高度观察问题，抓住了孟尝君的要害，看到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狗苟蝇营，不配称为得士。作者并未纠缠于具体事件，而是从大处着眼。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在《读〈孟尝君传〉》中他也运用了这一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驳论战术，从孟尝君所得是否为士这一角度攻破缺口。他尖锐地指出：“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事实确是如此。齐是东方大国，管仲曾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成为霸主。齐桓公可以说得一士而成霸业。其后，秦昭王十九年田齐与秦国并称东、西帝，齐秦成为雌雄之国。孟尝君任齐湣王相，如能奋先世之遗烈，不仅可以继续增强齐之实力，而且可以 “南面制秦” ，成就帝业。以孟尝君权势之重，养士之多，如得一真士，不难如此。但事实竟不如此。孟尝君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物，根本没有南面制秦的志向和胆略。他所追求的只是好客的虚名和一己的私利。门客三千，不过滥竽充数，其中没有为胁迫楚王签定纵约的毛遂式的辩士，没有在战斗中率三千敢死士赴战却秦军三十里以存邯郸的李同式的门客，没有慷慨献出生命和力量以助魏公子救赵的侯嬴、朱亥那样的义士勇夫，没有在关键时刻说服信陵君离赵返魏保卫国家的毛公、薛公之徒。他收养的门客中最杰出者不过是为他“焚券市义” ，营就三窟的冯谖。一些门客所能有助于他的不过是几次使他免于危难。孟尝君着意经营的是他的薛邑，一生对国家没有什么建树。更有甚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不惜背叛、损害自己的宗国。例如，为了排挤从秦国来的吕礼，他致书秦穰侯魏冉，劝其说服秦昭王出兵伐齐; 齐王要罢他的相，他就跑到魏国，任魏昭王相，联合秦、赵、燕，攻破自己的父母之邦。这样一个智术短浅的人物，怎能称得上得士呢?宋谢枋得《文章轨范》评此文说： “一篇得意之处，只是 ‘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先得此数句，作此一篇文字。”说王安石执笔时先得警句，后敷衍成文，未必尽然。但，这一句确系全文之核心，一篇之警策。王安石正是因为有着这种高屋建瓴的政治家的眼光，才能睥睨千古，破除世人对孟尝君的盲目崇拜。

二，大刀阔斧的气势和层层转折而又一气贯注的笔力。《读〈孟尝君传〉》篇幅虽短，却层层转折，层层紧逼，一气贯注，具有势如破竹的力量。全文共四个长句，讲了四层意思。第一句开门见山，揭出世人的论点，作为批驳的对象：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 以下三句即对这一论点逐一批驳。第二句以“嗟乎”领起，感情色彩极为浓厚，既对世人囿于传统之见，人云亦云地一味赞颂表示遗憾，发出不值一驳的慨叹，也对孟尝君的名不副实表示鄙夷。紧接着作出判断：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此句针对世人看法的第一部分“孟尝君能得士”而发，把田文的门客概括为鸡鸣狗盗，与士这一概念应有的内涵划清了界限，而孟尝君只不过是一伙鸡鸣狗盗的头领而已。这样的人哪里谈得上“得士”?此句以判断句发端，以反诘句收住，力重千钧。第三句换了角度，从假设的反面来论证： “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 ” 此句针对世人言论的第三个部分“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而发。齐国的国力在孟尝君为相的时期每况愈下，失去了可以左右天下形势的力量，反被秦所制，孟尝君养士三千，终生无所建树，实在徒具虚名。“士”并没有辅佐他抗衡和制服强秦，只是救助他从秦的虎口中逃得一条活命，世人却以这一故事作为他“得士”的依据，实在可笑又可怜。王安石不从正面揭露、批驳，却从反面着笔，从“制秦”的高度立论，从孟尝君应该做到、可以做到却没有做到这一角度分析，驳“得士”论。“得一士”即“可以南面而制秦”，不无夸张，却有力地说明了鸡鸣狗盗不配称士。第四句再次变换角度，从真正的士之所以不归附孟尝君的原因来论证孟尝君没有“得士” ：“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孟尝君作为鸡鸣狗盗之雄收养了这么一批狗偷鼠窃的货色，主客沆瀣一气，胆识才略之士哪个还愿来呢(司马迁尝云： “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侠与盗实际是难分的)?此句针对世人言论中的第二个部分“士以故归之” 而发，从而堵住了 “得士”论的最后一个口实。以上三层，一正，一反，一合。正，是正面划清鸡鸣狗盗与士的界限，说明孟尝君得的不是士;反，是从反面假设孟尝君真得士，将会出现的相反情况，以证明孟尝君未得士; 合，是从士不可能归附鸡鸣狗盗之雄，说明孟尝君不可能得士。每一层都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问题，大刀阔斧，层层转折。虽然层与层之间跳跃很大，但后一层都是前一层的推进、补充和深化，故而又层层紧逼，不减一气贯注的凌厉之势，倒是更增加了所向披靡的雄辩之气。

三，严密的逻辑方法。论说文的理论力量除了决定于观点的正确、理由的充足之外，还得力于严密的逻辑方法。本文首先在概念的内涵上与敌论划清界限。这是王安石常用的方法，在《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表现得最突出。王安石针对司马光横加给他的种种罪名，首先辨清“名实”，以变法的实际与司马光的概念不符，干净痛快地驳倒了司马光的攻讦。在《读〈孟尝君传〉》中他是暗用了考校名实的办法，划清了士与鸡鸣狗盗之辈的界限。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地为士下定义，但从“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可以看出，王安石所理解的“士”有严格的确定的内涵，而且在全文中始终保持了一致。守住了这一内涵，就能居高临下，力破陈见了。其次，是运用矛盾律，并贯彻全篇，使论证缜密严谨，无懈可击。本文共四句话，除第一句引述世人之论外，后三句都是复句，并且都是前一个分句肯定，后一个分句否定。这三句中都把士与鸡鸣狗盗之辈对举，肯定其鸡鸣狗盗的性质，否定其士的属性，是非就泾渭分明，毫不含糊了。再次是句式有变化。三句话中都用了矛盾律，却不单调、呆板，这是由于语句错综：在第二、第四句中，先写鸡鸣狗盗，后写士; 在第三句中相反，先言士，后言鸡鸣狗盗。另外，所用句式也有变化，二、三句用反诘句收结，如引弓搭箭，吊起文气，最后一句用判断句，以“也”字结尾，文气如开闸放水，一泻千里，又如骏马注坡，直下而不可遏止，显得气势异常充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