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某启⁽¹⁾：昨日蒙教⁽²⁾。窃以为⁽³⁾与君实游处⁽⁴⁾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⁵⁾。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⁶⁾，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⁷⁾。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覆不宜卤莽⁽⁸⁾，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⁹⁾。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¹⁰⁾。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¹¹⁾，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¹²⁾，不为侵官; 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 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辟邪说，难壬人⁽¹³⁾，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¹⁴⁾，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¹⁵⁾。上乃欲变此⁽¹⁶⁾，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¹⁷⁾?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¹⁸⁾，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¹⁹⁾。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²⁰⁾，则某知罪矣⁽²¹⁾;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²²⁾，则非某之所敢知⁽²³⁾。

无由会晤⁽²⁴⁾，不任区区向往之至⁽²⁵⁾ !

〔注释〕(1)某启： 某人说。某： 写信人的自称。这封信里五个“某”字都是“安石”的替代。(2)蒙教： 蒙赐教言。意思是“接到您的来信”。(3)窃以为：我私下以为……。(4)君实：司马光的字。游处：同游共处。意思是交往。(5)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那是因为)彼此所持的政治主张有很多不同的缘故。(6)虽欲强聒(guo)，终必不蒙见察：即使我硬在你耳边罗唆，最后也必然不会得到你的谅解。聒： 吵闹。《庄子·天下》曰： “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7)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所以只想简单地给你回信，不再一件一件地为自己辩解。(8)视遇;看待。反覆： 这里指书信来往。卤： 同 “鲁” 。(9)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所以现在完全说出我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希望您或者能够谅解我。具： 通“俱” 。(10)盖儒者……得矣句： 本来读书人所争执的，特别在于名和实(是否相符); 名和实的关系明确了，天下的真理也就认识了。(11)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这是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里的话。意思是说，王安石变法，添设新官，侵夺原来官吏的职权; 派人到各地方推行新法，生事扰民; 设法生财，与民争利; 朝中有反对的意见，拒不接受。征： 求。(12)人主： 君主。有司：负有专责的官。(13)辟： 抨击。邪说： 不正确的言论。壬人： 佞人。《汉书·元帝纪》： “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 难： 诘难。(14)习： 习惯。苟且： 得过且过。(15)同俗自媚于众： 附合习俗，讨好众人。(16)上： 皇上，指宋神宗。乃： 却。变此： 改变这种风气。(17)汹汹： 喧闹。(18)盘庚： 殷代国君，他曾把国都迁至亳京(今河南省偃师县)。《尚书·盘庚》序：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胥： 都。(19)是： 意动词，以……为对。(20)膏泽斯民： 降恩泽给老百姓。膏： 油; 泽： 雨露。这里用作动词。(21)知罪： 认罪。(22)事事： 做事。前一个“事” 用如动词。(23)知： 这里是“领教”之意。(24)无由： 无从。(25)不任： 不胜。区区： 犹言我，自谦之词。向往之至： 仰慕到了极点。

〔鉴赏〕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用书信形式写的颇有特色的说理散文。全文虽然只有三百多字，但它概括了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无论是政治论文，还是艺术作品，之所以能获得较为久远的生命力，可供后人借鉴，主要是由于它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闪耀着作者的思想光辉。《答司马谏议书》即是显例。

王安石所处的北宋，自其建立之始，就有意识地依靠豪绅不法地主的势力，作为其统治基础，采取 “不抑兼并” 、“不立田制” 的政策，纵容和庇护他们肆行兼并，还赋予他们以种种特权，“于是腴田悉为豪右所占，流民至无所归”(《宋史·谢绛传》)。不到全国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的豪绅不法地主，却强占了全国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纷纷起义反抗。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也不断向北宋发动掠夺战争，而一些操纵大权的庸人，只图苟活偷生，充满失败主义情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使 “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致使地主阶级内部加速分化。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和特权，强调谨守祖宗成法，反对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思想和活动; 而一些没有特权的中小地主及其进步思想家、政治家，一定程度上看出北宋王朝的腐败和没落，认识到若不稍微改弦更张，北宋的统治就有垮台的危险，遂主张变法革新。王安石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突出代表。

王安石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青少年时期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社会现实，觉察到一些国贫兵弱的政治问题，立志不作书呆子，“欲与稷契遐相晞” (《忆昨诗示诸外弟》)。因此他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就不同流俗，反对陈规旧习，敢于试行社会改革。比如他二十六岁到浙江鄞县做知县，就把兴修水利和贷谷与民作为力求尽职的重点工作。宋代历任鄞县知县，从无一人对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加以注意，致使旱涝不断。王安石一到任，就亲自到鄞县境内的“东西十有四乡” ，勘查可疏浚的水道和可兴建的堤堰，劝督浚治川渠。而各乡居民，“亦皆惩旱之数，而幸今之有余力，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 (《上杜学士言开河书》)这种“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的工作使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王安石在鄞县还规定，每当青黄不接的春季，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中下等级的民户，到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归还官库。这样既限制了豪强兼并之家的重利盘剥，也使县府存粮得以新陈陈相易。十多年的地方官任上，王安石所试行的改革措施，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便坚定了他进一步进行变法的决心。嘉祐四年(1059)，他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指出当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严重性，说明当时的法度非大加改变不可，并明确表示自己为适应现实状况而要“变更天下之弊法” 的意图和决心。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一做上参知政事就选拔了一批富有朝气、敢于创新的人，设置了一个创立新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他本人兼任该司的长官，制定了有关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立法，推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运动。他推行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等多种新法，以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生产，振起国势。为了使新法得以切实贯彻，王安石还积极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革新派人才。他认为“(汉)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则任，可以止则止” ，“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 (《委任》)。因此，凡是因循守旧，不肯前进的人，他不用; 凡是奋发有为，有真才实学，不问出身贵贱，地位高下，资历深浅，他都要用; 特别敢于破格提拔立志改革、锐意变法的中下层士大夫，为新法的推行建立了骨干队伍。

由于王安石的变法，限制和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与他们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庸懦士大夫们的利益，激起了那一伙人的群起反对。正当新法在激烈斗争中迅速推行的第二年，官绅豪右阶层的代表人物司马光便出来进行阻挠和破坏。他一方面上表神宗，攻击王安石，表明他与王安石的关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弹奏王安石表》)。另一方面又接二连三地写信给王安石，肆意诽谤新法。其第一封《与王介甫书》的主要内容是： 一、从总体上诬蔑变法，说“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 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 。二、具体指斥王安石的 罪行” ，说他侵夺了原来财政机关的职权，“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 ; 说他变法是惹事，“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 说他“大讲财利之事” ，“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 说他听不得反面意见，“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勃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三、劝诱王安石“改邪归正” ，“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美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 。(以上引文见《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十)

对于这种造谣、污蔑、威胁、诱骗，王安石毫不动摇，而针锋相对地写出了这封有名的复信《答司马谏议书》，严正地申明自己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基础都存在着原则分歧，严肃地驳斥司马光污蔑自己的所谓“侵官” 、“生事” 、“征利” 、“拒谏” 四条“罪状” ，严厉地讽刺司马光只管苟且偷生，不以国事为念的守旧思想，从而粉碎了司马光企图利用私人交情进行拉拢软化，进而废除新法的阴谋，表达了自己对保守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和对改革事业矢志不移的坚定决心。

为了回击反对派的进攻，王安石不仅写有针对性很强的论辩散文，还写了不少观点鲜明的诗篇。比如：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 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在这首题为《众人》的诗作中，他借用历史故事，对反对派的种种非议给予了有力的反击，显示了自己不怕咒骂，不怕围攻，对变法革新的高度自信。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答司马谏议书》。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虽然没有也不可能触及整个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的根本。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却敢于对传统政策进行改革和冲击，敢于对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种种特权加以抑制和打击，把封建生产关系中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进行一些调整，提出了在当时已经存在的物质条件下能够解决的任务。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成员，他能看到由于大地主大官僚的过度剥削所造成的“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 (《风俗》)的状况，又能认识到“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与马运判书》)，亦即认识到发动所有劳动力去生产天下的财富以求增加国家收入的重要性。这些在当时都是难能可贵的。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王安石在变法中，不仅以“理财”增强国力，而且以“整军”改变北宋王朝的腐败军制。他打击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势力，为反击契丹贵族和党项贵族的割据政权的侵犯作好了物质准备，尽力改变北宋王朝长期以来“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屈辱处境，欲把全中国再一次纳入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图强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

因此，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斗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政见之争，但它实在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一件重要事件。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便是这一场斗争的生动速写，这一大事件的真实纪要。它是在“积贫积弱” 的困境中发出的发奋图强的呼声，它直接宣传了变法革新、爱国御侮的积极思想。所以，九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爱读。

人们一直爱读《答司马谏议书》，除了它有充实的政治内容而外，还由于它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王安石主张“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上人书》)，他提倡“以实用为本” (《上人书》)、“明而不华” (《张刑部诗序》)的健康文风，反对曾风行一时的腐败文人艳冶颓靡的文风。因此，他的许多诗文都具有语言清新、说理透彻、简朴劲健的风格。《答司马谏议书》也是这类富有艺术特色的佳作。

文字精练而层次清晰。司马光给王安石的原信长达三千多字，而这封复信的字数，只有其十分之一左右。但内容毫不单薄，把复杂的事件，深刻的道理，表述得清清楚楚，真正达到了语约义丰、以一当十的程度。在几百字的论辩之中，又有条有理，毫不局促。起先，说明回信的原因，指出分歧的实质; 接着，就来信的责难，归纳要点，一一严加驳斥; 最后，引用史实证明自己坚持改革事业的正义性。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又不平均使用力量，而有详有略，突出重点。在驳斥对方的责难时，先立下辩论的前提，确定名称与实质是否相符为“儒者”争议是非的标准。然后循名责实，处处主动，只用了四个连珠式的否定句，就驳倒了对方诬陷自己的“四大罪状” 。因为名实一明，是非即晓，无需多说。而对于所谓 “怨诽” ，容易蛊惑人心，欺骗舆论，不是以剖析名实问题所能奏效的，所以批驳得就比较详细，或从正面，或从反面，或从侧面加以透辟分析。立论有据，言之成理，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使人折服，又置论敌于死地。

措辞委婉而笔力雄健。一般地说，韵文往往以整齐工巧为美，散文往往以错综变化为美; 韵文多重声律，以得宛转纡徐之妙，散文多重气势，常用开阖顿挫之法。《答司马谏议书》的末段“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则非某之所敢知” 诸句，犹如战术上的以退为进，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在文章的作法上，是一种“拗笔” ，起到提顿蓄势的作用，使全文既有咫尺风云之势，而又委婉多姿，跌宕有致。司马光摆着老朋友的架子给王安石写信，王安石有理有节，也以老朋友的口吻给他复信。信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几句客气话，自然是旧时书信的套子，但似乎也不宜全以俗套来理解。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势不两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两人之间书信交往上的私人友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开头和结尾，该不是王安石的有意作伪，而是一种委婉措辞的表现。

清代文艺批评家刘熙载在其名著《艺概·文概》中说： “文有七戒，曰： 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在具体论述到王安石的散文时说：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这些评论是很有见地的。以此看《答司马谏议书》，确是一篇值得研读的古代优秀说理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