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靖康之难⁽¹⁾，钦宗幸虏营⁽²⁾。虏人欲得某文⁽³⁾。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阴冀觌不奉诏⁽⁴⁾，得以为解⁽⁵⁾。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⁶⁾，以媚虏人⁽⁷⁾，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⁸⁾。虏人大喜，至以大宗城卤获妇饷之⁽⁹⁾。觌亦不辞。其后每语人曰： “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¹⁰⁾，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¹¹⁾。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者⁽¹²⁾，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之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 其寿而康也，宜哉⁽¹³⁾! ”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¹⁴⁾。

乙巳八月二十三日⁽¹⁵⁾，与刘晦伯语⁽¹⁶⁾，录记此事，因书以识云⁽¹⁷⁾。

〔注释〕(1)靖康： 宋钦宗年号。难： 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人攻陷汴梁，掳宋徽宗、钦宗北迁。(2)幸： 皇帝所到曰幸。皇帝被掳入金营，乃国之耻辱，故朱熹有所隐晦，而说“幸” 。虏营： 指金将斡离不、粘罕的军营。(3)某文： 降表的隐语。(4)阴冀： 暗中希望。(5)解： 解脱。(6)过为： 过分。(7)媚： 讨好。据《大金吊伐录》，孙觌文中有句： “背恩致讨，远烦汗马之劳; 请命求哀，敢废牵羊之礼! ”(8)宿成： 早就写成。(9)大宗城： 金朝的同姓权贵。卤：掳。饷：送。(10)一时： 同时。(11)不免： 不免于死。(12)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语见《孟子·离娄上》。(13)寿而康：语见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饮则食兮寿而康”。(14)快之：对此觉得痛快。(15)乙巳：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16)刘晦伯：刘爚，朱熹学生。(17)识(zhi)： 记录。

〔鉴赏〕朱熹的《记孙觌事》，是一篇绝妙的小品文。寥寥二百字，活画出卖国贼的嘴脸。

在谈这篇短文之前，不妨先看看孙觌的为人与行事。

孙觌工诗文，尤长于四六，与汪藻、洪迈、周必大齐名，著有《鸿庆居士集》。《宋史》中没有他的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撮取南宋人的记述，对其人其事作了如下评介：

(孙)觌，字仲益，晋陵人。徽宗末，蔡攸荐为侍御史。靖康初，蔡氏势败，乃率御史极劾之。金人围汴。李纲罢御营使，太学生伏阙请留，觌复劾纲要君，又言诸生将再伏阙。朝廷以其言不实，斥守和州。既而纲去国，复召觌为御史。专附和议，进至翰林学士。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建炎初，贬峡州，再贬岭外。黄潜善、汪伯彦复引之，使掌诰命。后又以赃罪斥，提举鸿庆宫，故其文称《鸿庆居士集》。孝宗时，洪迈修国史，谓靖康时人独觌在，请诏下觌，使书所见闻靖康时事上之。觌遂于所不快者，如李纲等，率加诬辞。迈遽信之，载于《钦宗实录》。其后朱子与人言及，每以为恨。谓小人不可使执笔。故陈振孙《书录解题》曰： “觌生于元丰辛酉，卒于乾道己丑，年八十九，可谓耆宿矣：而其生平出处，则至不足道。”岳珂《桯史》亦曰： “孙仲益《鸿庆集》大半志铭，盖谀墓之常，不足诧。独《武功大夫李公碑》乃俨然一珰耳，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为大恨，言必称公，殊不为作。”赵与旹《宾退录》，复摘其作《莫幵墓志》极论屈体求金之是、 倡言复仇之非; 又摘其作《韩忠武墓志》极诋岳飞，作《万俟墓志》极表其杀飞一事：为颠倒悖缪。则觌之怙恶不悛，当时已人人鄙之矣。……

这里通过一系列秽迹恶行的叙述，说明了孙觌其人的“怙恶不悛”;但人物形象并不鲜明。因为这本来不是文艺性的作品。著者的目的，只在于列举有关事实，不在于刻画人物形象。

朱熹的《记孙觌事》，其写法与此大不相同。

第一、前面的那段文字列举了许多事实，朱憙的这篇短文却只选取一例事实。全文不到二百字，如果列举许多事实，就会变成流水帐，谈不上传神写照。

第二、这篇短文所记的事实，前文也记了，它是这样记的：

汴都破后，觌受金人女乐，为钦宗草表上金主，极意献媚。

朱熹同样记这件事，却不是简单地给人物加上“极意献媚” 的评语就算完事，而是通过记事表现他的精神世界。

所记之事很简单，而用笔却有如剥笋，层层深入，直剥到孙觌的灵魂深处。以下试作逐层分析：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这三句是第一层。单刀直入，以两句写汴京沦陷、钦宗被掳，以一句写金人欲得降表，以便促使宋朝正在抗金的军民望风投降，从而把北宋的灭亡集中到金人威逼钦宗上降表上。

“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 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这是第二层。由金人勒索降表转到钦宗诏孙觌，进入“记孙觌事”的主题。钦宗命孙觌写降表，出于“不得已” ; 口头上要孙觌写，内心里却希望孙觌坚持气节，毅然拒绝。汴京沦陷之时，宋朝的臣子及太学生等威武不屈，以死相抗者不乏其人，钦宗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作者以“阴冀觌不奉诏”一句写钦宗的心理活动，从而把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摆在孙觌面前，也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孙觌身上，看他在关键时刻，将采取什么行动。关键时刻的行动，最足以表现人物的品质。

“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者。”——这一层，已剥出孙觌灵魂中最卑污的东西。“而”是转折词，承钦宗“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转。他不是“不奉诏” ，而是“不复辞” ，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气概。他不是下笔艰难，而是“一挥立就” ，颇有文思泉涌、兴会淋漓的神情。读者不禁要猜想： 他也许并非写降表，而是草檄文、抒忠愤、斥仇敌吧! 这样的猜想是合乎情理的，然而猜错了。他不仅写的是降表，而且比一般的降表更不象样子： “过为贬损，以媚虏人”! 这封降表，被收入《大金吊伐

生来就是瞎子的人想知道太阳究竟是怎样的，虽辗转询问于人，似乎懂得了不少，实际错误得很。为什么? “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求之人”是需要的，自己未尝亲眼目睹而只是求助于人，当然不行。

“未尝见而求之人”不行，“莫之见而意之”也不行。因为没有见过，凭主观猜想胡说一气，好象头头是道，其实都站不住脚，同样不行。

然则只要亲眼看到过，一定就知“道” 了?亦不然。苏轼把“即其所见而名之”也作为“求道之过也” 的一端。“见多”才能“识广” ，有比较才能提高识别力。有所见，比未尝见当然好些，但每个人的所见不仅有许多局限，而且如果缺乏仔细研究，实践验证，只凭眼前看到的一点马上就对所写事物作出结论，片面之见是靠不住的。

一见不行，少见亦不行，可是对有些事物，即使多见仍难解决问题。老站在岸上看别人游，总不自己下水去练一番，虽然见得多，还是懂不到水性，会不了游泳。

一定有人会这样问： 难道别人告诉你的一定不可信? 间接传授的知识一定非真理? 当然不一定。“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 ，而“北方之勇者”如果冒冒失失地“以其言试之河” ，那就要“未有不溺者” 了。指导学泳的书上讲的可能都很对，没人所传授的经验可能也都对，但都对的知识不是马上能够真懂，真会运用，必须有个实践的过程才得真正领会、掌握水性和潜水规律。在可能与必要的情况下，总以不满足于间接传授而力求从实践中学习真知为最好。苏轼是料想到有人会这样问的，实际上他也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反对的是那种“不学而务求道”的人，一味要求道，可并不认真、老实学习。“务求道” ，也就是不学而强求道。他认为能学而不学，一味空谈，是求不到道的。他所说的学，主要指在实践中学习。“实践出真知” ，话虽未曾这么说，实际上他在这篇文章里反复表明的，即是这种道理。“道可致而不可求”，强调的就是实践之功。经过实践，水到渠成，规律性的知识自然就会得到，即所谓“莫之求而自至” ，他当然不是要连“求”的愿望，“求” 的努力都加以否定，不过说，不学而强求，是无益的罢了。

苏轼是赞同子夏所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的。因此，他既反对“知

这位听了孙觌投降理论的人把那投降理论运用于孙觌写降表的实践，刺了他一下： “既然如此，那么，你在敌营中写降表，顺天的确顺得太过分了，你如今这样长寿、又这样安康，这真是很应该的啊! ”

作者接着写了两句： “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就结束了全文。作者从惩罚民族败类的创作目的出发，是要写出“闻者快之”才愿意搁笔的; 而“觌惭无以应” ，则是“闻者快之” 的前提。然而从孙觌其人的本质看，他在听到人家说他“寿而康也，宜哉” 之后，很可能洋洋得意地重复说： “宜哉! 宜哉!! ”

这篇短文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孙觌的丑行秽迹很多，都可记： 作者只记其写降表，突出一斑而全豹可见。此其一。先以“靖康之难” 四字勾出历史环境，然后写“虏人”勒索降表而钦宗不愿，从而把国家存亡的焦点集中到是否写降表上，让孙觌其人经受考验。此其二。用“一挥立就” 、“词甚精丽” 等句写孙觌辱国媚敌的行动已不堪入目，又用“如宿成者” 以诛其心。此其三。“虏人大喜”给赏，这是写了的。钦宗的反应如何，没有明写，但已从“不得已” 、“阴冀觌不奉诏” 、“过为贬损”等句中作了暗示。从“虏人”与钦宗的不同反应中暴露孙觌写表、领赏的丑态。此其四。写孙觌当众宣扬其卖国理论而恬不知耻，以见此人良心丧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写降表并非偶然。此其五。以听众的辛辣讽刺和“闻者快之”结束全文，伸张了民族正义，歌颂了民族气节。此其六。

我国散文有其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以理学著名、而不以文学著名的朱熹，也能写出这样精练，这样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文学意味的散文作品来，更何况那些出名的“古文家”呢?为了建设精神文明，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我国的散文宝库，是值得发掘的，我国的散文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