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称其《吕览》。杂家著作。二十六卷。由战国末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召集吕门众多宾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集体编写而成的。《吕氏春秋》是先秦典籍中唯一可知确切写作年代的书。该书《序意》篇中提到其时为“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维秦八年”,有人认为是指秦王政六年(前241年);也有人认为“秦八年”是指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秦王政十二年(前235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他是阳翟的富商,在邯郸经商时,遇到秦公子楚,认为“此奇货也,不可失”。后吕不韦被封为丞相,封文信侯,弃商从政。他反对独尊法家,广收天下儒士,有家僮万人,宾客三千,“兼儒墨,合名法”,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现在的编排次序是:十二纪在前,后有《序意》一篇,八览居中,六论置于最后。《史记》认为八览在前,六论次之,十二纪最后。总计全书,共一百六十篇文章。从形式上看,纪、览、论三大门类都有确定的篇数,各门类下又各统子目,十分整齐划一;从内容上看,也自成体系,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十二纪是全书大旨所在,每纪都是五篇,共六十篇。包括:《孟春纪第一:〈孟春〉、〈本生〉、〈重己〉、〈贵公〉、〈去私〉》;《仲春纪第二:〈仲春〉、〈贵生〉、〈情欲〉、〈当染〉、〈功名〉(一作〈由道〉 );《季春纪第三:〈季春〉、〈尽数〉、〈先己〉、〈论人〉、〈圜道〉》;《孟夏纪第四:〈孟夏〉、〈劝学〉、〈尊师〉、〈诬徒〉、〈用众〉》;《仲夏纪第五:〈仲夏〉、〈大乐〉、〈侈乐〉、〈适音〉、〈古乐〉》;《季夏纪第六: 〈季夏〉、〈音律〉、〈音初〉、〈制乐〉、〈明理〉》;《孟秋纪第七: 〈孟秋〉、〈荡兵〉、〈振乱〉、〈禁塞〉、〈怀宠〉》;《仲秋纪第八:〈仲秋〉、〈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季秋纪第九:〈季秋〉、〈顺民〉、〈知士〉、〈审己〉、〈精通〉 》;《孟冬纪第十:〈孟冬〉、〈节丧〉、〈安死〉、〈异宝〉、〈异用〉》;《仲冬纪第十一:〈仲冬〉、〈至忠〉、〈忠廉〉、〈当务〉、〈长见〉》;《季冬纪第十二:〈季冬〉、〈士节〉、〈介立〉、〈诚廉〉、〈不侵〉》。
        十二纪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阐明了四季十二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等自然现象,说明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应遵守的规定,以及为顺应时气在郊庙祭祀、礼乐征伐、农事活动等方面所应发布的政令。要求天子行事制令要“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
        依五行学说,春季属木,是生养的季节。因此,天子发布政令要以宽厚仁恩为主旨,禁止杀伐伤生。天子要劝勉农桑,躬耕帝籍;要抚恤幼孤,赈济贫困;要演乐习舞,亲往观看,以此来顺应时气。故此,《孟春》、《仲春》、《季春》所写的十二篇文章都是以讲养生为主的。如《本生》,就是说要把保全生命作为根本。《重己》篇旨在劝说君主要珍重自己的生命,以适度为乐。《贵公》 一文阐述了君主治国、治天下“必先公”的道理。《去私篇》以尧舜禅让、祁奚荐贤、腹䵍诛子几个事例,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何谓去私;指出君主只有“诛暴而不私”,才能成就王霸之业。《贵生》、《情欲》篇分别论述了要通过避害、节欲以养生的道理。《当染》篇以染丝为喻,强调了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在《尽数》篇中,文章进一步论述道:终其天年的关键在于避害而知本。《论人》篇旨在论述君主“论人”的方法。“论人”就是识别、衡量人。君主“论人”的最好方法是“反诸己”,即向自身求得,其次是“求诸人”。《圜道》篇以圜道为题,提出了“天道圜,地道方,圣人法之,所以立上下”的君道思想。强调君道与臣道不可颠倒。“主持圜,臣处方,方圜不易。”
        依五行学说,夏属火,是万物继续生长繁荣的时期。因此,天子发布政令还应以宽厚为主。天子要“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农勉作,无伏于都”;要“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要祭祀山川百神,为民祈福。而《孟夏》、《仲夏》、《季夏》三纪所列的文章,主要是有关教育和音乐的内容。
        《劝学》、《尊师》、《诬徒》三篇都是论述教学之道的。《劝学》篇旨在勉励学习。在《尊师》篇中,文章通过古代十六位圣贤从师学习的事例,以及六位“刑戮死辱之人”从师学习而成为“天下名士显人”的事例,说明:无论是圣贤,还是不肖之人,只要尊重老师,努力学习,就能功垂后世,名扬青史。《诬徒》主要论述教学的道理。指出理想的教学效果应该是“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 若此,就必须“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师徒同体”等。
        《仲夏纪》与《季夏纪》所辖的十篇文章主要是关于音乐的论述。它记叙了音乐起源于人类对自然声音模仿的传说,阐述了原始生活与音乐的关系。其中第一次较全面地记载了我国乐律计算法的三分损益法。《大乐》篇主要反映了儒家的音乐思想,同时,也比较完整地阐明了《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大乐》篇描述为“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的物质运动状况。
        依五行学说,秋属金,是万物成熟凋落的季节,秋德肃杀,所以天子发布政令,应把惩治罪恶,征伐不义放在重要位置,等等。而《孟秋》、《仲秋》、《季秋》三纪所辖十二篇文章都是有关战争或与战争有联系的言论。
        《荡兵》篇以“荡兵”为题,阐述了战争的缘起,提出“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主张用“义兵”拯救天下。在《禁塞》篇中,把战争分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简选》篇强调了物质在战争中的作用。
        依五行学说,冬属水,是万物收敛闭藏的季节。天子发布政令必须顺应冬阴闭藏之气,命令百官督促百姓收敛聚藏;要“备边境,完要塞”,要祭祀“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祈求来年,天子要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而《孟冬》、《仲冬》、《季冬》三纪所辖的文章,多是《节夹》、《安死》之类的内容。《至忠》、《忠廉》、《士节》、《介立》等篇则论述了人的忠信、廉洁的品质,并认为它们与闭敛之气应顺应而行。
        《序意》是《吕氏春秋》的后序,有残缺错简。前半只言十二纪,后半言赵襄子豫让事与本篇无关,为他篇错入,而言八览、六论部分已亡佚。文章主要讲了《吕氏春秋》编著的宗旨和意图。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是要“纪治乱存亡也,知寿夭吉凶也”。它公开申明自己的理论根据是“法天地”的思想,它认为只要天地人三者都各得其所,就可以无为而行了。它特别提出要循其理,去其私,否则就会“福日衰,灾日隆”。
        八览是进一步阐述《吕氏春秋》的思想,每览八篇,只《有始览》为七篇,共六十三篇,着重于论述君道和治术。其中包括:《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
        《有始览》主要阐述了作者的自然观,讲天地有始,然后说“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下面几览讲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十分贯通。
        《有始》篇首先具体地论述了其宇宙观。指出:“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认为,万物都生于天地,就像人由母体产生一样,这叫做“大同”;而生成的万物又“殊形殊能异宜”,这叫做“众宜”。众物各依其异而得其所,这就是“平”。其中第一次完整地记述了二十八宿的名字。《应同篇》列举了大量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揭示了“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相应”的事物相互联系的规律,指出人的吉凶祸福,国家的治乱存亡,是人们自身行为造成的,而不是“命”决定的。
        《孝行》篇主要阐述孝道为治国之本。文章把孝说成“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纪”,“民之本教”,可以使“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的东西。认为天子的爱民,臣民的忠君,交友,勇战,治国之策,乃至仁、义、礼、信、强等种种道德观念,都是以孝为基础的,是孝道的推广扩充。本篇还从爱身全体、“五养”、“三难”等方面,对“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下《本味》、《首时》、《义赏》、《长攻》、《慎人》、《遇合》、《必己》各篇,都是围绕修身治国问题,从不同角度论述行为和结果、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的。
        《慎大》篇旨在告诫君主在强大之时和在胜利面前应该谨慎,阐发了“于安思危,于达思穷,于得思丧”,以忧持胜的思想。本览《下贤》、《报更》篇论述了君主应该礼贤下士,说明礼贤的关键在“至公”,礼贤首先要“去其帝王之色”。《贵因》篇旨在论述“因则功”、“因则无敌”的思想。《察今》篇是对“法先王”主张的否定,阐发了因时变法的思想。
        《先识览》八篇,主要论述辨察事物的道理和方法,从知贤、任贤的角度阐发为君之道。
        《审分览》八篇,论述的都是君道,体现了“虚君”思想。同时,也比较集中地吸收了法、术、势三派的学说。
        《审应览》八篇,主旨在于劝说君主重言,反对淫辞辩说。包括:《审应》、《重言》、《精谕》、《离谓》、《淫辞》、《不屈》、《应言》、《具备》。
        《离俗览》八篇,包括《离俗》、《高义》、《上德》、《用民》、《适威》、《为欲》、《贵信》、《举难》。主要论述君主役使人民的方法。
        《恃君览》八篇,包括《恃君》、《长利》、《知分》、《召类》、《达郁》、《行论》、《骄恣》、《观表》,主要论述君道,君道产生的原因,君道的必然性、合理性,并提出了太古时代人类经历过“无君”的阶段,“知母不知父”,没有礼、道等观念。指出君道是天经地义的。
        六论带有杂篇的性质,包括《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
        《开春论》六篇专门讨论了“善说”。文章认为,论说成功的关键在于“言尽理”。所谓“理”,主要是指节用爱人、任贤举能、明德慎罚等“礼义仁德”方面的道理。其中《审为》篇中提出把自身看作一切行为终极目的的思想。
        《慎行论》包括《慎行》、《无义》、《疑似》、《壹行》、《求人》、《察传》六篇,主要强调言行要以“义”为准则,以行义者为榜样。
        《贵直论》包括:《贵直》、《直谏》、《知化》、《过理》、《壅塞》、《原乱》六篇,主要探讨了君主是否能虚心纳谏是关系功业成败,国家存亡的重要问题。
        《不苟论》包括《不苟》、《赞能》、《自知》、《当赏》、《博志》、《贵当》六篇。《博志》篇主张: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应排除各种干扰,专心致志,锲而不舍。文章提出了“物不能两大”即对立着的矛盾双方不能同时得以发展的观点。
        《似顺论》包括《似顺》、《别类》、《有度》、《分职》、《处方》、《慎小》六篇。《似顺》篇强调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别类》篇重点阐述了“类固不必”的思想,说明事物都有特殊性,因而对具体事物要进行具体分析;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相互转化。
        《士容论》包括《士容》、《务大》、《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六篇。《士容》主要指士人仪容举止的法度、标准。《上农》就是重农。阐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农业政策。《任地》、《辩土》、《审时》三篇都是关于农业的论文,分别论述了精耕细作、掌握农时、因地制宜、适应天时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
        《吕氏春秋》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它在战国末期产生,博采各家学说,从汉代以来一直被称为“杂家”。它以老庄哲学为其理论基础,重视并主张孔、墨的仁义之术,采纳兵、法、阴阳各家学说,汇编而成为一部学术巨著。它除了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外,还保存了许多先秦的史料及科学文化方面如医学等的珍贵资料;对音乐起源、原始音乐的记叙也非常丰富;记载了天文历法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保存了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资料;还蕴含着丰富的战争思想和历史理论。
        《吕氏春秋》现存最早版本是元至正年间嘉兴路儒学刊本。明代有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瀚刻本,嘉靖七年(1528年)许宗鲁刻本,万历己卯张登云校本,姜璧重刻本,万历年间宋邦义等校本,宋启明刻本,万历丙申刘如宠刻本,乙巳汪一鸾刻本,庚申凌稚隆套印本等。清乾隆年间有灵岩山馆刊毕沅校正本,《诸子集成》本。近人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近人蒋维乔等撰《吕氏春秋汇校》。今人张双棣等著《吕氏春秋译注》。还有东汉高诱《吕氏春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