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
战国及西汉各种礼仪著作选集,后列为儒家经典。二十卷,四十九篇。西汉戴圣编辑。约成书于西汉宣帝时。
戴圣,字次君,生卒年不详。活动于西汉宣、元两帝时期。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官至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俱学《礼》于后苍。西汉宣帝时立为博士,参加石渠阁仪。时称“小戴”。
孔子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学生,后六艺为七十子后学奉为“六经”。六经之一的《礼经》即今所见的《仪礼》。孔子之后,孔门后学在以六经授徒传道的过程中,对六经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发挥和说明,是为“记”。其中,“礼记”形成不同的学派。汉兴,儒者应时“制礼作乐”,“礼学”兴盛,“礼记”繁多。西汉戴德、戴圣从世人所传“记”中分别删其繁重,合而记之。戴德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当时大戴、小戴与庆氏三家并立礼学博士。至东汉时,《大戴礼》无传学者,唯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小戴礼》),并且“三礼”并立学官。故《大戴礼》流传不广,不为学者重视,直至北周时才有卢辩为之作注,今所存仅四十篇。《小戴礼》除郑注外,东汉又有王肃等人作注,唐孔颖达又作《礼记正义》,为《十三经》之一。于是,《小戴礼》二十卷四十九篇一直流传至今。今所说《礼记》即《小戴礼》。
《礼记》虽由戴圣集辑,但各篇作者并非一人。故全书体例不一、四十九篇篇名有以篇首若干字命名者,亦有以全篇大旨命名者;文体有议论文,也有记录体、对话体;有全篇语气贯通,文义一贯者,也有前后不相属,为若干篇杂凑者。各篇有录自《礼经》者,亦有孔子后学说解《礼经》者,还有汉人“制礼作乐”者。
《礼记》的内容,西汉刘向撰《别录》曾经分为十类:即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乐记、丧服、世子法、祭祀、子法、吉礼、吉事。刘向是按篇分类的。若把各篇综合而言,其内容无非两类:礼乐的理论和具体制度。在礼乐制度方面,《礼记》阐述了礼乐的起源、发展、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其中突出封建宗法主义。在制度方面,《礼记》则详细地叙述了自古而来的一系列礼乐仪式的具体规定和形式。其中以祭礼和丧礼为突出。
《大传》篇不具体解释礼仪制度,而记述祖宗人亲之大义。全篇言先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篇中言祭法、服制、宗法都是为了发明人道的深蕴。篇末归重于亲亲,其意在于表明人道莫不由亲亲推之。此篇为论述礼仪本质的总论。
《礼运》篇提出“大同”、“小康”的思想,从社会历史的变化论述礼乐的起源,从而论证了礼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礼器》篇以忠信义理言礼,而归重于忠信;以内心、外心言礼之文,而归重于内心。此篇主旨在于言礼虽备于一身,而其原本之于内心的忠信,从而阐明礼的内在实质。
《学记》篇言古代学校教人传道授受之次序,并兼谈学校得失兴废的原因和过程,是宋代理学家所推重的一篇。
《乐记》篇记载音乐之义,为十一篇合为一篇,有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等,比较具体系统地阐述了音乐的实质和教化作用。此篇为程颐所重。
《中庸》篇主旨在阐明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它提出“诚”的观念。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要求人们“率性”、“修道”以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诚”的境界。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修养方法。提倡“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为学原则和作人标准。此篇在《礼记》中非常突出、特异。自唐代韩愈、李翱起,就与《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为人们所推重,宋儒周敦颐、程颐等人无不重视,朱熹更把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为之整理、补写和章句,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大学》篇着重讨论了个人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它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后人称之为“三纲领”。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称之为“八条目”。其中以“修身”为本。它与《中庸》一起受到宋明理学家的推重。
《王制》篇记周代发生封建、授田、巡守、朝觐、丧祭、田猎、学校、刑政、班爵、养老等制度。有人认为,此篇作于汉时,为汉人采辑古典、自为一代法典之作。
《月令》篇记叙一年十二月中每月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所应施行之事,类似于《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此篇虽祖述先王之遗说,但其中多杂秦制,并博采战国杂家之说。
《曲礼》、《少仪》、《内则》、《玉藻》诸篇皆记述古人、士人、学子等的起居、言行、应答等方面的细微礼貌规定、《曲礼》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在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等方面的礼仪。《内则》则记述男女青年在家事奉父母舅姑等的礼节。因闺门之内、仪轨可则,故名《内则》。《玉藻》杂记天子诸侯等衣服、饮食、居处之礼节规定。《礼记》中可以考见古人之名物制度者,于此篇最详。《少仪》篇主要记述年少者事奉长者之礼节。
《曾子问》、《丧服小记》、《丧服大记》、《杂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诸篇主要阐述了在丧葬方面的礼仪,即凶礼。《丧服小记》记叙丧服规定及丧礼杂事。《丧服大记》记叙君、大夫、士等人的丧礼。《奔丧》记叙奔丧之礼,有人以为此篇为《仪礼》正经。《杂记》篇所记有与《丧服大记》相类者,又有与《丧服小记》相类者,又有非丧事而亦记者。《问丧》篇设为问答,以发明居丧之礼。《服问》篇专言丧服之义。《间传》篇总论丧礼哀情之发。《三年问》篇设为问答,以发明丧服年月之义。
《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都是据《仪礼》正经之篇而言其义,其辞气相似,似是一人所作。六篇分别解释说明《仪礼》的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礼、燕礼、聘礼。《投壶》篇亦与六篇相类,属于嘉礼或宾礼。
《表记》、《儒行》、《缁衣》诸篇则主要阐述了君主、君子、儒者的德行、操守,着重于道德品质。《儒行》篇记叙了孔子为鲁哀公陈述儒者的行为、面貌。《表记》篇阐述了君子持身庄敬、恭信明仁、明义、事君等的道理和方法。《缁衣》篇言君上化民、人臣事君及立身行己之道。
《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诸篇则主要阐述、解释了祭礼。《祭法》篇记述了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具体有褅、郊、祖、宗之法,其中多有汉代人掺有的成分。《祭义》篇言祭祀之义,兼言礼乐之养人、孝亲之道、尚齿之义等。《祭统》篇阐述说明祭礼的全过程,从未祭之先及于祭末,强调祭祀之本在于尽心,心为祭之本。又谈祭有十伦、有四时等,申明前段未尽之义。
《礼记》卷帙繁浩,内容驳杂,体例不一,但内容丰富,涉及广大,包罗万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思想史方面看,《礼记》既有孔子后学的作品,又有西汉初年的作品,反映了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及到西汉的改造。是人们研究先秦儒家及其秦汉思想史的可贵资料,从社会历史方面看,《礼记》各篇所记反映了战国以后及西汉时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是人们了解和研究秦汉历史的有价值的书籍;从文化学和民俗学等角度看,《礼记》记载了许多古代礼仪名物典章制度及其这些制度的沿革,是人们研究古代及秦汉、甚至于中华民族的礼仪制度和民俗民风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礼记》版本情况:《礼记》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的《礼记注》,唐孔颖达为之作疏,称《礼记正义》。《礼记正义》有《十三经注疏》本。宋卫湜采用郑玄以来的异说,作《礼记集说》。元陈澔也撰有《礼记集说》,因宗述朱熹,明代大行于世。陈氏《礼记集说》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世界书局《四书五经》本,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据此影印发行单行本。清代有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孙氏《集解》有咸丰庚申瑞安孙氏《盘谷草堂》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点校本。近代有王梦鸥注译的《礼记今注今译》,一九七七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五版。
戴圣,字次君,生卒年不详。活动于西汉宣、元两帝时期。梁(郡治今河南商丘)人。官至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俱学《礼》于后苍。西汉宣帝时立为博士,参加石渠阁仪。时称“小戴”。
孔子以“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教授学生,后六艺为七十子后学奉为“六经”。六经之一的《礼经》即今所见的《仪礼》。孔子之后,孔门后学在以六经授徒传道的过程中,对六经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发挥和说明,是为“记”。其中,“礼记”形成不同的学派。汉兴,儒者应时“制礼作乐”,“礼学”兴盛,“礼记”繁多。西汉戴德、戴圣从世人所传“记”中分别删其繁重,合而记之。戴德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为四十九篇,谓之《小戴礼》。当时大戴、小戴与庆氏三家并立礼学博士。至东汉时,《大戴礼》无传学者,唯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小戴礼》),并且“三礼”并立学官。故《大戴礼》流传不广,不为学者重视,直至北周时才有卢辩为之作注,今所存仅四十篇。《小戴礼》除郑注外,东汉又有王肃等人作注,唐孔颖达又作《礼记正义》,为《十三经》之一。于是,《小戴礼》二十卷四十九篇一直流传至今。今所说《礼记》即《小戴礼》。
《礼记》虽由戴圣集辑,但各篇作者并非一人。故全书体例不一、四十九篇篇名有以篇首若干字命名者,亦有以全篇大旨命名者;文体有议论文,也有记录体、对话体;有全篇语气贯通,文义一贯者,也有前后不相属,为若干篇杂凑者。各篇有录自《礼经》者,亦有孔子后学说解《礼经》者,还有汉人“制礼作乐”者。
《礼记》的内容,西汉刘向撰《别录》曾经分为十类:即制度、通论、明堂阴阳、乐记、丧服、世子法、祭祀、子法、吉礼、吉事。刘向是按篇分类的。若把各篇综合而言,其内容无非两类:礼乐的理论和具体制度。在礼乐制度方面,《礼记》阐述了礼乐的起源、发展、本质及其社会功能,其中突出封建宗法主义。在制度方面,《礼记》则详细地叙述了自古而来的一系列礼乐仪式的具体规定和形式。其中以祭礼和丧礼为突出。
《大传》篇不具体解释礼仪制度,而记述祖宗人亲之大义。全篇言先王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篇中言祭法、服制、宗法都是为了发明人道的深蕴。篇末归重于亲亲,其意在于表明人道莫不由亲亲推之。此篇为论述礼仪本质的总论。
《礼运》篇提出“大同”、“小康”的思想,从社会历史的变化论述礼乐的起源,从而论证了礼乐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礼器》篇以忠信义理言礼,而归重于忠信;以内心、外心言礼之文,而归重于内心。此篇主旨在于言礼虽备于一身,而其原本之于内心的忠信,从而阐明礼的内在实质。
《学记》篇言古代学校教人传道授受之次序,并兼谈学校得失兴废的原因和过程,是宋代理学家所推重的一篇。
《乐记》篇记载音乐之义,为十一篇合为一篇,有乐论、乐施、乐言、乐礼、乐情、乐化、乐象等,比较具体系统地阐述了音乐的实质和教化作用。此篇为程颐所重。
《中庸》篇主旨在阐明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它提出“诚”的观念。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要求人们“率性”、“修道”以达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诚”的境界。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修养方法。提倡“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为学原则和作人标准。此篇在《礼记》中非常突出、特异。自唐代韩愈、李翱起,就与《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为人们所推重,宋儒周敦颐、程颐等人无不重视,朱熹更把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为之整理、补写和章句,作《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大学》篇着重讨论了个人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它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的目标。后人称之为“三纲领”。又提出实现天下大治的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人称之为“八条目”。其中以“修身”为本。它与《中庸》一起受到宋明理学家的推重。
《王制》篇记周代发生封建、授田、巡守、朝觐、丧祭、田猎、学校、刑政、班爵、养老等制度。有人认为,此篇作于汉时,为汉人采辑古典、自为一代法典之作。
《月令》篇记叙一年十二月中每月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所应施行之事,类似于《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此篇虽祖述先王之遗说,但其中多杂秦制,并博采战国杂家之说。
《曲礼》、《少仪》、《内则》、《玉藻》诸篇皆记述古人、士人、学子等的起居、言行、应答等方面的细微礼貌规定、《曲礼》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在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等方面的礼仪。《内则》则记述男女青年在家事奉父母舅姑等的礼节。因闺门之内、仪轨可则,故名《内则》。《玉藻》杂记天子诸侯等衣服、饮食、居处之礼节规定。《礼记》中可以考见古人之名物制度者,于此篇最详。《少仪》篇主要记述年少者事奉长者之礼节。
《曾子问》、《丧服小记》、《丧服大记》、《杂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诸篇主要阐述了在丧葬方面的礼仪,即凶礼。《丧服小记》记叙丧服规定及丧礼杂事。《丧服大记》记叙君、大夫、士等人的丧礼。《奔丧》记叙奔丧之礼,有人以为此篇为《仪礼》正经。《杂记》篇所记有与《丧服大记》相类者,又有与《丧服小记》相类者,又有非丧事而亦记者。《问丧》篇设为问答,以发明居丧之礼。《服问》篇专言丧服之义。《间传》篇总论丧礼哀情之发。《三年问》篇设为问答,以发明丧服年月之义。
《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六篇都是据《仪礼》正经之篇而言其义,其辞气相似,似是一人所作。六篇分别解释说明《仪礼》的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礼、燕礼、聘礼。《投壶》篇亦与六篇相类,属于嘉礼或宾礼。
《表记》、《儒行》、《缁衣》诸篇则主要阐述了君主、君子、儒者的德行、操守,着重于道德品质。《儒行》篇记叙了孔子为鲁哀公陈述儒者的行为、面貌。《表记》篇阐述了君子持身庄敬、恭信明仁、明义、事君等的道理和方法。《缁衣》篇言君上化民、人臣事君及立身行己之道。
《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诸篇则主要阐述、解释了祭礼。《祭法》篇记述了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数,具体有褅、郊、祖、宗之法,其中多有汉代人掺有的成分。《祭义》篇言祭祀之义,兼言礼乐之养人、孝亲之道、尚齿之义等。《祭统》篇阐述说明祭礼的全过程,从未祭之先及于祭末,强调祭祀之本在于尽心,心为祭之本。又谈祭有十伦、有四时等,申明前段未尽之义。
《礼记》卷帙繁浩,内容驳杂,体例不一,但内容丰富,涉及广大,包罗万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思想史方面看,《礼记》既有孔子后学的作品,又有西汉初年的作品,反映了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及到西汉的改造。是人们研究先秦儒家及其秦汉思想史的可贵资料,从社会历史方面看,《礼记》各篇所记反映了战国以后及西汉时社会的变动,包括社会制度、礼仪制度和人们观念的继承和变化,是人们了解和研究秦汉历史的有价值的书籍;从文化学和民俗学等角度看,《礼记》记载了许多古代礼仪名物典章制度及其这些制度的沿革,是人们研究古代及秦汉、甚至于中华民族的礼仪制度和民俗民风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礼记》版本情况:《礼记》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的《礼记注》,唐孔颖达为之作疏,称《礼记正义》。《礼记正义》有《十三经注疏》本。宋卫湜采用郑玄以来的异说,作《礼记集说》。元陈澔也撰有《礼记集说》,因宗述朱熹,明代大行于世。陈氏《礼记集说》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世界书局《四书五经》本,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据此影印发行单行本。清代有朱彬的《礼记训纂》,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孙氏《集解》有咸丰庚申瑞安孙氏《盘谷草堂》本、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一九八九年中华书局点校本。近代有王梦鸥注译的《礼记今注今译》,一九七七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