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实出于此。论起来，这三态度都因人类生活中的三大项问题而各有其必要与不适用，如我前面历段所说，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那里，就持那种态度;却人类自己在未尝试经验过时，无从看得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这个分际。于是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希腊人态度要对些，因为人类原处在第一项问题之下;中国人态度和印度人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不过希腊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为适当之应付，所以西洋中世纪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乃始揀择批评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一次当真来走这条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上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

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那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揀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无识的人之恭维不算数)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却又不敢菲薄。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即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除非晓得了他所以必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整齐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

选自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鉴赏〕　本文选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该书是梁漱溟的成名作，五四运动后的现代新儒家的第一本代表作。此书要点是论述文化哲学，着重于三个问题：文化的起源与类型，不同类型文化的哲学基础，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展望。陈独秀、胡适等人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只是同一条路上走得快慢不同，跑得慢的就是落后的文化，跑得快的就是先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必须以西方文化为模仿的典范，这是必然的趋势。陈独秀、胡适等人的观点，显然有着全盘西化倾向。梁漱溟不局限于中西文化比较，首次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明一起加以比较，且主要从人生哲学(“意欲”)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在他看来，文化只是路向的不同而没有好坏的区别：“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梁漱溟以为是三种不同的类型，对人类均有贡献，都是适应当时环境而产生的，不必分什么好与坏。这是从文化的民族性着眼，是与陈独秀、胡适等人针锋相对的。

在梁漱溟看来，文化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是人类“意欲”的产物。因着“意欲”指向的不同，导致人生态度和文化类型亦有相应的差别。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意欲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要求”的印度文化。“意欲向前”的西方人，着眼研究的是自然界的物质。为了征服环境并满足人对食物、住所的根本需要，意欲是一往无前的，产生了崇尚理智、以科学为特征的西方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人，着眼考虑的是内界生命，在不计较功利的价值取向下，重视的是如何与周围环境之间求得一个平衡。调和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关心的重点，形成了注重直觉、讲究伦理的中国文化。“意欲向后”的印度人，意欲回复到自身去寻找自我的否定，着眼探索的是人死后的世界，出现了崇尚现量、走宗教道路的印度文化。梁漱溟以为，这不是由社会中的经济因素与政治变化来确定的，而是古代的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

这三个不同路向的文化，在历史上的“次第重现”，就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梁漱溟所下的结论。他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中国文化在当今的复兴，是由于它比西方文化高明。一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这是他把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作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附录的原因所在。西方思想界许多有识之士，如倭铿、克鲁泡特金、罗素、柏格森等人，都是盛赞中国文化，他们要求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二是强调直觉有着高于理智的品性。梁漱溟以为，中西文化的根子在直觉与理智，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是用直觉的。理智的功能让人们注重外在自然界，形成功利主义价值观，走个体自拓的个人主义道路。以此来处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处于冷漠寡欢、逼狭严酷的境地。直觉让人们关心内在的精神，形成不计较利害的超功利主义，使人人做到尚情无我，即注重人的内心情感而不太考虑自我的利益。以直觉来处理人际关系，使人与人处于浑融和谐的境地。因此主张以直觉代理智，拿直觉来拯救西方文化。梁漱溟在理论上承认，印度文化的复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归宿。此时梁漱溟的思想正处于由佛向儒的嬗变中，故以为印度文化是不切合现时实际的，当务之急乃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于1922年1月。出版当年就印刷五次之多。以孔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同以科学与民主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正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在东西文化论争成为时代的焦点中，占据上风的是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为代表的具有全盘西化倾向的主张。一如梁漱溟所言，坚持孔学的“旧派”，已经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依据来与“新派”论战。对“旧派”来说，只是心理上有一种反感而不服，许多“旧派”根本不曾认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新派”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梁漱溟吸取了西方柏格森、叔本华的思想，结合王阳明后学中的泰州学派思想，构筑了以“意欲”决定文化的唯意志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路向说与三大文化的“次第重现”论，认为当今文化发展的趋向是孔学的复兴。不只以独创性的文化多元论来抗衡流行的文化一元论，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遗老们提供了理论武器。这自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一如著名学者李石岑所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一年，销售十余万册，有近百篇论文和几十个小册子同他辩论，大打笔墨官司。翻译成十二国文字，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五年之内同他通讯的信札有五千以上。缘由很简明，因为梁漱溟为“旧派”的孔学注入了新的哲学依据。